古典自由的陷落
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岂能奈我何?
——黄宗羲
不许养鹰并养犬，不许灯火行夜路
纪元前124年，汉帝国朝廷发生了一场有趣而意味深长的书面辩论。
辩论是由一个名叫公孙弘的丞相引起的。此人有鉴于汉帝国的治安形势，向汉武帝刘彻提出书面建议：
“十个强盗拉开弓箭，能让一百位官吏不敢向前。请求陛下下令禁止百姓持有弓箭，以利于地方的长治久安。”
刘彻把这个建议交给朝臣讨论。侍中（相当于皇帝的应对顾问）吾丘寿王明确表示反对。
吾丘寿王这个人名字取得很怪，但其智慧的见解值得历史铭记，他表述说：“秦朝兼并天下，销毁兵甲，削去锋镝，但老百姓依然拿着农具和棍棒攻击，犯法之人增多，盗贼防不胜防，最后天下大乱而亡。因此，圣明的君王对百姓感化教育为主，减少防范和禁令，他们知道那是靠不住的。·····我没听说圣明的君王禁止携带弓箭的。况且禁止使用弓箭的原因，是为了防止盗贼用弓箭攻杀抢掠。但攻杀抢掠是死罪，死罪却无法吓阻禁绝盗贼攻杀抢掠，说明大奸大恶之徒对重刑并不退避。我担心坏人持有弓箭而官吏不能制止，平民却会因为用弓箭自卫而犯法，这是帮助坏人而剥夺了百姓的自救手段。我以为禁止持有弓箭射很不妥当的。”
吾丘寿王把这份奏章呈交刘彻，刘彻用这来诘问公孙弘，公孙弘无言以对。
将近两千年前的这场书面辩论，对古中国人的自由，有着非常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古中国人有没有持有武器的自由，在多长时间多大范围内拥有此种自由，此种自由何时遭到剥夺，都是研究古中国文明盛衰和古中国人权的极好的素材。
作为一代雄主，集权和好大喜功的皇帝，刘彻没有采纳外宽内忌、心机阴深的公孙弘第意见，为什么？他难道不知道民众持有弓箭，可能给绝对皇权带来一定的风险么？
两千年后，我们可以质疑刘彻的经济搜刮，但我们不能不佩服汉帝国皇帝的胸怀气度，他有这份让百姓持有弓箭的胆量和自信，他能对此事进行正确的评估，第一，从操作上来讲，把民间弓箭禁绝，难度较大；第二，民间持有弓箭，对民众有好处，对处在战争状态下的国家也未必没有好处，人民的尚武精神有利于反击匈奴。
吾丘寿王的观点，更是超前。穿越时空隧道，把他空投到今日之美国，吾丘寿王的观点在美国公民那里也能得到共鸣，美国的长枪协会也应招收他为会员，他那禁止弓箭剥夺了好人自卫权利的观念，不正与美国人的观念有某种相通的地方么，只是美国人比他多出一点：人民有权合法持有武器，推翻暴政。
然而，在古中国的漫长历史中，尤其是古中国衰亡的后半期，公孙弘的观点似乎更有市场。
秦始皇既然开收天下之兵器，铸造十二个金人的风气，后世一定有琢磨秦始皇统治之术的人。
王莽时代，朝政混乱，管治危机频发，所以禁令也就频出，其中在纪元10年出台的：禁民挟铠、弩，违者徙西海郡。可以看成是对汉武帝刘彻时代以来的平民权利与自由的一种收缩。
但收缩也有限，弩在当时是一种杀伤性很强的兵器，禁令并没有提到禁止普通弓箭。
王莽的这禁令与其他禁令放在一起，可以综合分析这一时代的人权状况，比如对禁止私自铸钱的反复强调，并且规定极其严重的五家连坐，其人权状况比起汉文帝时代更大大不如，我们不能不称之为野蛮倒退。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北朝的这首乐府《木兰诗》，至少也从侧面证明了：木兰从军，所需军事装备是从市场购买的，市场可以自由交易马匹，长鞭。兵器也不应该在限制之列。
古中国再一次对民间持有兵器权利的收缩，发生在短命的隋朝。595年，朝廷诏命收天下兵器，禁止私自造兵器，但关中和边疆不在限制之列。
609年，隋帝国已经踩在动乱线上，出台禁令，禁止民间制造或持有铁叉、搭钩之类。
但一般禁令频出时，也是帝国危亡旦夕之际。
有唐一代，实现府兵制度。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指出，汉代是全农皆兵，，兵农合一，寓兵于农，唐代的则是兵农合一，则是寓农于兵，在武装集团里寄托生产。现代中国人只要想想建设兵团，大概明白怎么回事。
府兵的一切随身武装，需要自办。衣甲，武器，马匹，长短轻重，都得自己搞得合适，才能得心应手，立功杀敌。
汉唐两代这种兵役制度，怎么可能大规模限制和剥夺民间持有武器、制造武器、交易武器的自由呢？
我们今天有幸读到汉唐时代中国人意气风发、慷慨激昂的文字诗作，其中他们的自由度是不可不考量的。比如李白：“风流少年时，京洛事游遨。腰间延陵剑，玉带明珠袍。”“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从唐至宋的六百年间中原王朝期间，除短暂的五代外，我们看到的是古中国人相对有限的自由；甚至辽代，在立法上也有反省和进步之举，比如在983年，辽萧太后废掉“契丹人殴汉人死者偿以牛马”的恶法。
但征服者王朝，由于其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遭受高度质疑，其立国的合法基础非常脆弱，必定是频出禁令，把古中国人在家天下时都能享有的自由一概剥夺。
1175年，在金国境内，金政府出台规定：禁止携带弓箭刀枪，但开了一个口子，官家奴和客旅许带弓箭。1191年，禁止北中国人民称呼金朝为蕃，金人之语为蕃语，违禁者要被处以杖刑。同时，统治者把权力触角伸进通俗娱乐领域，禁止演员戏子排练演出有历代帝王角色的戏，戏中不得称万岁。
通古斯女真人确实目光如炬，传统王朝对民间意识形态着力监管和打击不到的地方，他们看到了，每一个自由度缝隙与死角，都必须堵死。
辽，金，宋，在钳制文化和遏制思想自由方面，各有创举，各自创下历史记录。比如983年，辽禁止军民聚众私语并冒禁夜行；1064年，辽禁止民间私印文字，以书传入宋境内的，罪可致死。1145年，秦桧挥出钳制言论自由的重拳，向皇帝进言“私史害正道”，在秦桧淫威和恐怖政治下，放逐的官员李广的家属害怕从天而降的灾祸，心惊胆颤到焚烧书籍万卷的地步。
金国还害怕其臣民的汉化，不断出台服饰和姓名的规定。金世宗完顏雍对太子和诸王们说：“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至于（女真）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禁止女真人改汉姓，也禁止卫士讲汉语。甚至禁止女真人学南人的装束。
1193年，金王朝衰亡的前夕，禁止其统辖的人民练习摔跤习武，禁止练习刀枪棍棒，违者送去治罪。
蒙元帝国与前清帝国的统治时期，是各种禁令最为繁多的时候，对于人民的各种防范，促成了这些禁令的出笼。
1279年，蒙元帝国政府禁止汉人持兵器，出征所持器械，还即交于府库。
1284年，蒙元帝国政府禁止军民学习相捕或弄枪棒。
1286年，蒙元帝国政府规定：凡汉民持有铁尺、手杖之藏忍者一律交出。规定捕盗者弓箭数。（据书摘杂志有篇文章说，刀削面就是那时的创造，因为没有菜刀，弄个铁片削削面，也能维持生存。）
1289年，禁止江南挟弓箭，违者籍为兵。
1290年，申严汉人田猎之禁。
1315年，禁民炼铁。
1322年，禁汉人执兵器及习练武艺。
1325年，申禁汉人执藏兵仗。有军籍者出征时发给兵器，还后交官。禁饥民结扁担社。
1328年，禁聚集至千人，犯者杖一百。
1337年，蒙元帝国政府禁止汉人、南人执兵器，有马缴官；又禁止学习蒙古、色目文字。伯颜主张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顺帝没有采纳。
1339年，重申汉人、南人不得执军器、弓箭的禁令。
1340年,再申上述禁令。
1347年，集庆（今南京）花山起义军曾以36人对抗蒙元帝国的军队数万人。（禁令部分见《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
元帝国管制的各种禁令，还有禁止行夜路和夜间灯火等，
元人的《滋溪文稿》中记录：汉人百人以上拿着弓箭打猎者处以极刑，百人以下流放远方。所以细微到猎获了一个兔子，也能被官府治罪。
《滋溪文稿》中还记录一个故事：武昌之民兄弟养了一条猎犬，管理要将他的家产查抄没收，一位叫韩中的官员还良心未泯，要依法行事，说：“按国家制度，华人（指汉人）畜鷹犬打猎者，要查抄没收财产，这个案子，应当以不应该畜犬来治罪，不能兄弟连坐。”
也就是说，在元帝国种族歧视政权的黑暗统治下，汉民族连养猎鹰猎犬，连打猎的自由权利都被剥夺了，乃至出现了武昌这户兄弟养了条猎狗，兄弟俩的家产都要被官府没收的骇人听闻的惨剧。
1351年，“莫道石人一只眼”，中国人民追求自由的起义爆发。
法国史家格鲁塞写道：“元朝的腐败景象激起了中国爱国志士们反抗外来统治。这次反抗，像1912年的革命一样，发端于长江下游和广州地区。”（《草原帝国第七章》）
半蛮邦化的明王朝禁令与抗争并存
明帝国秉承野蛮遗风，比之汉唐宋帝国，在自由和权利方面，有诸多退化。
1370年，明帝国禁止平民取名字时用天、国、君、臣、圣、神、尧、舜、禹、汤、文、武、周、秦、汉、晋等字。用这个取名禁用字表，考察现代中国人的姓名，起码有一小撮人要触犯罗网。取名自由权是人民古已有之的权利，但在中国，与帝王名讳抵触不行，与帝王的祖先名讳抵触不行，现在，在明帝国治下，竟然敏感词也列了表。
1374年，明帝国收紧对文人的控制，才子高启被腰斩。传说他的诗歌《宫女图》描摹讽刺宫廷韵事，得罪了皇帝——“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但更有学者指出，诗文只是导火索，真正的祸因，乃是朱元璋要借机整肃江南士子，尤其是吴中与张士诚有关联的士子。不管怎样，无法开脱专制残暴的毒焰吞噬了高启动事实。
1376年，明太祖朱元璋引蛇出洞，因为天象有异，“星变”，向公众求言，也就是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这种哄人玩的游戏六百年前就有太祖在玩，但上当的人居然不多，证明那时的人还不够傻。只有一位平遥县训导叶伯巨真提了几条“宝贵”的意见：“皇上啊，您分封太奢侈，用刑太频繁，希望天下大治的心情太急。”
皇帝朱元璋“笑纳”了这几条意见，纳到刀口上去了，怒骂这弱智的训导，命朝廷捕快将他锁拿下狱，直至弄死。
这三条意见确实够“贵”的，竟然需要一个底层小吏的生命来换取。在践踏言论的祭坛上，专制头目扮演了一个屠夫和骗子的角色。
1385年，明帝国法律有了新的创举，收录的官民过犯名目中有一条：“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这意味着古代中国士子退隐的权利也被剥夺，专制罗网更加细密，这是空前的举措，此前两年，就有一位学者戴良不愿为官，在京自杀。
1389年，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是担心军人的素质还是军队的风气，明帝国出台极荒唐的法律，禁止在京军官、军人学唱、下棋、踢球，违者分别会遭到割舌头，砍手脚的惩罚。在这么一种明为保持军人尚武精神、实则萎缩军人灵性，践踏军人人权的举措下，不可能在出现“为君谈笑静胡沙”的博弈之高人类，当然，虽然奸佞不能如高俅般踢球升发了，但有的是别的路子。而唐代军人的马球游戏，宋代社会的踢球游戏，在明代京师的军中，看来已经往事。
1403年，明帝国禁止“亵渎帝王之词曲”，给出期限，限五日之内把这类在扫黄打非之列的作品送到官府烧毁，敢私自收藏的，“全家杀了”！
1406年，明帝国严禁诽谤。我们观察纪元前178年汉文帝的法令：废除诽谤妖言罪。古中国的时间流逝了1500多年，古中国人的自由稀薄了多少，奴性增加了多少？
1464年，宫人随明帝殉葬的风俗被废除，我们考察唐宋帝王的墓葬，未闻用宫人殉葬一俗。而殉葬风俗在嬴秦或有之，但也是以兵马俑殉葬，而非活人。中国北部之诸部落，在许多年后仍有人殉之风，比如契丹女主述律在遭逢臣子质问为何不殉葬耶律阿保机时，毅然割手殉葬之，比如成吉思汗去世时的宫人殉葬，比如后金尚未入关之时，后妃的殉葬，均有史可查。
1474年，明朝廷开列“妖书”名录，张榜公告天下，禁止传播也禁止学习，违反者治罪。
1485年，引蛇出洞的闹剧再次上演，连序幕都是一样的，中华帝国的官僚臣妾，既不过脑子汲取上一茬人的血泪教训，更无勇气、智慧和能力来揭示、变更此种不良的言路体制。明宪宗也因星变，呼吁人们提宝贵建议，给事中李俊等人上书，评说宦官、方士、宫闱之事，被皇帝怀恨在心，言辞激烈这当即丢掉乌纱或削职为民；同时密令大明组织部记下六十个人的黑名单，陆陆续续找理由把这些人贬官到外地去。
1500年，明帝国收紧武器的流通，禁止民间收售兵器。
1508年，明朝的太监和特务统治发展到一个黑暗的新阶段，在皇城御道上出现了抨击大阉人、太监刘瑾的匿名帖子。刘瑾为了搜查出作者，召集百官，长跪暴晒，乃至有官员中暑死亡者，入夜，收捕三百余人到锦衣卫狱中，不久才放出来。
明朝百官尊严坠落，不仅廷杖当众打屁屁，而且畏惧于阉人权威，官员自杀者颇多，古典专制沦至明朝，已趋于野蛮，还未如清之野蛮。
刘瑾掌管的滥刑机构，肆意逮捕官民，一家有犯，邻里连坐，开古典专制恐怖之新风潮；如果我们还能回忆起汉文帝时代废除亲族连坐的法律，堕落至明朝，居然不仅是亲族连坐，邻里居然连坐，1600余年的时间从远东大地流逝，这块土地的文明是进化了，还是退化了？
1579年，明帝国犯下践踏讲学自由的暴行。古中国从春秋战国百家诸子时代以来，讲学自由虽曾遭秦帝国李斯之流强力干涉，但自由传统一直未中断，老师聚徒讲学，所讲教材也都是自己选定的，老师与学生探讨的话题也没有强力一统，各地的书院也都自由成立，无需到官府那里领取执照。但是本年度发生的大规模践踏书院的暴行，与明帝国的首辅大臣——我们也可以说是皇帝的首席助理和顾问张居正有关。此人嫌恶讲学盛行，所以促成了诏命：毁天下书院。此禁令执行，毁书院共计六十四座。
毁灭书院，不仅阻断了学术交流和思想创新之路，也为钳制言论打开了邪恶之门。
但有禁令也必有对策，必有松弛，明朝书院并未禁绝。十几年之后，1594年，明帝国吏部郎中顾宪成辞官回江苏无锡老家，创办东林书院，聚集弟子朋友，讲学切磋，讽议朝政，品评人物，开创明朝一代知识分子关心和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风潮。
社会溃烂的过程，放在历史长河中也许是短暂一瞬间，但对于身处历史进程中的人们来说，痛苦而漫长。
1587年，帝国衰亡期的权臣——裱糊大师张居正死后仅仅五年，小冰河期更痛苦地折磨着明帝国——
编年史上记载：“是年大灾，京师先旱，大疫，地震；后暴雨，房屋倒塌，死者无算。山西代州、太原等多处同日地震；以后蒲州、安邑、解州又同日地震。河南开封、陕州等地，入秋淫雨，黄河泛滥，决堤。江南水，江北蝗，山西，陕西，河南，山东旱，民不聊生。”
次年，一场大饥疫横扫山西、陕西、河南、南畿、浙江，连太湖都将近干涸。再次年，安徽，浙江，福建均地震。
天灾加速人祸，苛政加速民变，从今以后，大明帝国的群体性事件将以几何级数暴涨。其中规模较大的有：
1598年，临清民变，三四千人聚众参与，驱逐朝廷税监马堂，击毙其党徒37人。
沙市和黄州民众驱逐朝廷税监的下属人员。这年冬天，武昌、汉阳民变，万余人冲入官舍，用石块、瓦片投打朝廷税监陈奉。
1601年，武昌人民聚众数万，围攻陈奉官舍，陈奉逃匿，愤怒的民众把陈奉的走卒和打手16人抓住，沉入长江中喂了王八。
也就在本年度，苏州纺织户不忍苛刻税收的压迫，展开停机罢工，聚众包围税监衙门，烧毁官员住房，击毙一人。
1602年，江西民变，景德镇民众烧厂房，殴打矿监，上饶民众殴打太守；云南民变，烧死官方派来的矿税监。苏州民众的抗争仍在继续，知识分子加入抗争的行列，被官府控以“煽动民众抢掠。”
1604年，武昌发生变乱。这一回参与打砸抢的还不是普通民众，而是王族的宗室。楚王的宗室数百人抢夺楚王助见宫室之银两，又聚众三千人，杀了巡抚赵可怀，抢劫楚王府。（民变部分见《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
自17世纪开始，明帝国几乎被民变和骚乱充斥，甚至锦州、松山等地还发生兵变，最后演变成席卷全国性的暴动与革命，李自成，张献忠等送葬明帝国的“流寇”迅速坐大。
1624年，离大明帝国灭亡仅仅只有20年，明帝国境内已经是烽烟四起，明帝国边境上风雨飘摇。这一年，对于帝国朝政的黑暗与混乱，实在是里程碑式的一年，此年所发生的大事，注定了20年后明帝国必将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覆灭结局。
这一年，大明帝国的忠臣义士杨涟用飞蛾扑火、以卵击墙的精神，向权阉魏忠贤挑战。
杨涟向皇帝弹劾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而黄遵素，万燝等朝廷官员也相继上书，弹劾魏忠贤。
知识分子有着理想与浩然正气，关心国计民生，但在玩弄权术上不是权阉的对手，对专制主义的残暴与冷酷认识不足。
万燝受杖刑而死，杨涟等人也被削籍，继而在次年的大狱中被捕。
就在杨涟奋不顾身上书之际，明帝国突然爆发一场大规模的知识分子请愿活动。这次请愿活动由帝国的国子祭酒（相当于国立大学校长）蔡毅中牵头组织，师生千余人向朝廷请求追究魏忠贤的罪恶。
这是古中国集会结社史上的重要事件，它不同于被逼无奈的民众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它的性质不是革命性的，而是改良政治。
考察古中国集会结社史上，我们悲哀地看见，在古希腊有漫长的公民社会的历史，古罗马有漫长的公民社会的历史，因而集会与结社，远比古中国普遍，并且由于集会和结社比古中国要多，而带来的希腊罗马人的公开表达公开演讲的机会也多，古希腊罗马人留给当即世界的文化遗产中，有许多蜚声世界的演讲名篇，而古中国有什么，难道我们把魏征和海瑞、杨涟们写给皇帝的上书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能与伯利克利、西塞罗的名篇抗衡吗？
古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大规模集会和结社，在中国古史上有迹可寻，往往每逢此时，就是家国河山即将支离破碎，朝政黑暗混乱，民不聊生之时，才有一帮仁人志士奋起为民请命，而专制猛虎对这些仁人志士的吞噬毫不留情，又加速了旧专制王朝的崩溃。
汉代的党锢之祸，宋代的元佑党人，虽然没有组织，没有章程，但是集结相同政治见解人士，形成舆论压力和民意风潮，执政当局在罔顾民意，强力打压和迫害这些特立独行之士的群体后，很快解构了国家队离心力，使国家趋于危亡的境地。
北宋南宋亡灭前，均有仁人志士和太学生集会，向朝廷施加压力。比如，1126年，陈东等人上书朝廷，请求复用李纲。军民数万人集结皇宫门口，还打死内监多人，要求李纲复职，抵抗金人，朝廷在民意的压力下推让妥协，被迫重新启用李纲。当然，秋后算账是一定要进行的，不久，陈东等人头落地，被朝廷迫害和处决。
再比如1164年，太学生张观、宋鼎等七十人上书弹劾前高官汤思退首倡和议之罪，皇帝大怒。1224年，太学生144人再次抨击朝中权臣误国，朝廷暴怒，杭州市长愤而剥夺外地士子的首都暂住证。（临安尹削游士籍）
现在，当明帝国外临东寇兵锋，在朝为权阉困扰，在野为变民逼迫之际，朝中正直之士欲挽狂澜于既倒，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士大夫以及后备队——太学生们坐不住了，居然在他们的校长率领下公然请愿，揭开了与专制国度人人善作缩头乌龟、明哲保身相反的一幕。
蔡毅中率领他的部属会学生慷慨陈辞：
“学校，这是发出天下公众舆论的地方。我正与各位学生讲“为君难”一书，忽然接到杨涟弹劾忠贤的公开信，国子监全体师生千余人，无不鼓掌称庆。····魏忠贤的二十四罪，无一不应当追究。······”
蔡毅中等人的公开信呈上，魏忠贤对他们威逼迫害，蔡毅中只能辞职回家。
第二年，魏忠贤更加残酷和疯狂地报复士大夫，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在大狱中受尽酷刑，惨遭处死——其中杨涟被铁钉贯耳穿头而死，在言论的祭坛上，杨涟、左光斗等人写下了血的篇章。
第三年，魏忠贤又命人逮捕高攀龙，周顺昌，黄尊素等人，激起苏州民变，数万人的群体事件，追着锦衣卫暴打，还杀了旗尉一人。颜佩韦等五义士挺身投案，英勇就义，遇害后葬于苏州虎丘山旁，这就是那篇著名的《五人墓碑记》的缘起。在古中国专制的历史上，这些底层民众以血肉之躯，谱写其抗暴维权的英雄事迹，他们的勇气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正是中国文化传统中重要的遗产。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集会结社
有一个19岁的少年，当时目击了权阉魏忠贤及其爪牙迫害士大夫的残酷，他的父亲黄尊素也在苏州被逮捕，并押送进京，残酷拷打，迫害致死，他发誓要报仇雪恨，为父亲洗雪不白之冤。
他就是黄宗羲，后来成长为反清义士，古中国最早的思考民主问题的思想家。
黄宗羲进京为父申冤，在公堂之上用锥子刺杀主谋，追杀凶手，连皇帝朱由检都赞叹为“忠臣孤子”。
黄宗羲回乡之后，发奋读书，逐渐成为复社中的领袖人才。
江南江北的社团，在明朝末年，极为发达。
这种社团，早期是读书人为了中举而集结，一帮文士一起研读科举时文，志趣相投者互相唱和。复社领袖张溥既有文采，是一代散文作家，又很有组织才能，在他们的策动下，复社的规模迅速扩大，读书人的集结就自然而然地不只是谈书论文，也关心时政了。
明帝国的社团既是自发组织，也不需什么审批制报备制，大江南北如雨后春笋出现了多种社团，复社，应社，几社，燕台十子社，都门广因社。
1644年，离东林党诸君子遇难将近20年，东林遇难的诸君子的遗孤也纷纷长大成人，他们与复社的名士云集金陵。
北京已经沦陷，崇祯皇帝自尽煤山，明帝国的江南将领辅助福王弘光登基，尽管这是一个烂泥糊不上墙的皇帝，不知是不是清朝过滤后的史料抹黑，还是本来如此，传说弘光既无能，又是一位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儿。
此时，明末四大公子方以智，陈定生，侯朝宗，冒辟疆也都早早入了复社。
著名诗人吴伟业也是复社名士。
帝国余风犹在，金陵名妓李香君，卞玉京，顾横波与江南社团的名士来往。
想象公元十七世纪上半叶，北中国烽火连天，哀鸿遍地，江南在大灾难来临前夕却显得安宁淫逸，秦淮河依然醉生梦死，十里灯火，楼船夜泊，名姬沐浴，骚人云集，夜宴花酒，歌笑无眠，桃叶渡口，喧声不绝。
作家余怀的《板桥杂记》如同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和周密的《武林旧事》，追忆征服战争前夕：
“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槛，绮窗丝障，十里珠帘····一园灯火从天降，万片珊瑚驾海来；梦里春红十丈长，隔帘偷袭海南香。西霞飞出铜龙馆，几队蛾眉一样妆。·····嗟乎！可复见乎？”
这位明末遗士感叹着秦淮盛景可以再见到吗？不受朝廷干涉的秦淮河休闲夜生活自由能复见于清朝吗？
在南京危如累卵，权阉余党阮大铖依然掌握重权的局势下，复社名士用文字“揭竿而起”，写下著名的联署公开信《留都防乱公揭》，其执笔起草人为吴应箕，黄宗羲等人都在联署的行列。
这份公开信自言以摸老虎胡须，投身豺狼之口的勇气来讨伐逆党阮大铖，称阮大铖“其恶愈甚，其焰愈张，歌舞儿女充溢后庭，广厦高轩照耀街衢····而留都文武官吏半为摇惑，即有贤者，亦噤不敢发声。”
东林党、复社崇祯朝既能掀起舆论大波，迫使朝廷更换宰相；弘光朝公开信一出，阮大铖居然“潜伏”南门，不敢入城了。
顾炎武主张“清议”，他认为“清议亡而干戈起也。”这是古中国夕阳余辉时期一位远见卓识的思想家对独立的社会舆论和批评的肯定，没有独立意见，国家将陷入战争漩涡。
不久之后，古中国一切结社与集会将烟消云散，北方寒流将滚滚南来，游牧铁骑将踏碎一切结社和集会的欲望与行动。
而这些复社，几社的文弱读书人，很有一部分人成了抗清志士，出卖在山野大泽，为了不让征服者把铁链和枷锁永远锁住一个民族的颈脖，这些人——其中就有黄宗羲和顾炎武组织战斗，乃至身负创伤。
复社公开信的作者吴应箕英勇殉国，成为烈士；几社的名士陈子龙、夏完淳也在松江起义，为清兵俘获，在自由的祭坛上，奉献了他们的生命和鲜血。
东林、复社、几社等明帝国NGO组织，公开集会，结社，并对明末的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是为古典集会、结社自由最后一抹晚霞，这道晚霞的余晖在古中国的天边一闪而过后，古中国将进入古典自由全面沦陷的漫漫长夜。
他们决不会永远臣服在暴政下
1644年之后，当中国南方的自由志士如张煌言，瞿式耜，何腾蛟，焦涟还在为汉民族不被征服而苦斗的时候，传教士们不断把远东大陆的战况信息传送到西方。
不久，在西方世界，几本描写中国命运大转折的书籍就迅速问世，它们分别是：西班牙人帕莱福《鞑靼征服中国史》、比利时人鲁日满《鞑靼中国史》与意大利人卫匡国《鞑靼战纪》，这几本书的中译本而今由中华书局出版。
西班牙人对于君主和国家的忠诚，既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佛朗哥时代后西班牙宪政自由得以实施，也能帮助我们理解帕莱福对崇祯和李自成的态度。在极权主义的世界观里，对君主的忠诚都是罪恶的，愚昧的，对极权帮派和寡头的忠诚是需要的；而在教条被极大质疑并且放之四海而皆不准的情况下，忠诚也被当作污水倒掉了。
帕莱福对崇祯和古中国被征服是给予极大同情的，对李自成则予以严厉谴责：“这个逆贼一生造成的极大的灾害，以致他干这些坏事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会把自己的祖国留给没有埋葬在它废墟下的异族。”
帕莱福记录了一位古中国追求自由的先辈和勇士，并认为他的勇敢坚毅远胜古罗马的卡图。卡图有勇气自杀，却没有勇气忍受其子受死。
而当鞑靼人用勇士的儿子来威胁这位古中国的勇士告发同谋者时，这位勇士说：
“当我知道他没有活在暴政下，而且确定他没有成为祖国的叛徒，不再经受故国在叛逆和压迫下的苦难，我将死而有幸！”
帕莱福赞扬那些在古中华帝国衰亡过程中为民族自由而战的人，写道：
“古史吹嘘的卡图，其行为远不如这员将官。·····卡图有自杀的足够勇气，但没有勇气忍受其子之死；相反地，他把儿子送交凯撒，向这个独裁者致以如下的训诫：至于他本人，他已经选择死，因为他自己长期生活在自由联邦中，不堪再生活在暴君统治下；至于他的儿子，年龄尚幼，可以逐渐习惯奴役生活；因此他把儿子送给凯撒，希望接纳他为部下。然而这位中国将官没有采取罗马人的做法，不愿其子受奴役，把他交给暴君。他决定亲手杀死他，以免他受奴役之苦。所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在最后的苦难中出来几个比卡图更了不起的人物。”
最后，这位将官未能自己杀死儿子，他的妻儿都被征服者处死。
现当代中国人对这位先民的价值观和做法可能会存在争议和不同看法；然而西班牙人理解这种不甘遭致奴役，不愿儿孙为奴的极端情感。
我们不知道这位将官的真实姓名，帕莱福所记录的也是转述的材料，但我相信：从史可法，张煌言，陈子龙、夏完淳，瞿式耜，何腾蛟，焦涟等民族英雄宁死不屈的故事中，我们完全能领会我们先辈的勇气。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有限的自由也会全面陷落，黑暗会弥漫大地，甚至几代人十几代人会臣服在暴政之下，但他们不会永久臣服在暴政之下，迟早有一天，先民们留下的自由精神火种会重新燃起，他们会打响辛亥革命的枪声，推翻征服者集团强加给全体人民头上腐朽的暴政。
清王朝的铁骑已遍布东方大地，随着鲜血汩汩流淌和尸体如山堆，一个民族的服饰、发型积被强力改变；接踵而来的是征服者的文化全面禁锢，谎言，暴力，恐怖全面笼罩中国，这个曾经有着所谓强汉盛唐风范的民族即将永久改变其心灵和品格，直到虚伪文化和奴性人格打造成完美风暴，直到这场完美奴化风暴在行星被遗忘的荒凉大陆狂刮三百余年。
让我们随着前清的禁令，看看前清的牢笼作坊，看看他们的宣传攻心杰作——
1648年，清帝国政府禁止民间养马以及收藏兵器。迁京师汉官、商、民于南城。（难怪时至今日京城有民谚：东富西贵，南贫北贱。能得不贫乎？都扫地出门了！资源掌握在谁手中呢？）禁止内城寺庙留烧香汉人过夜。
1660年，清顺治十七年，是古中国自由衰亡史上关键的一年，帝国挥出重拳铁索，勒住集会结社的颈脖，出台严禁士子立社订盟的法令，此一历史时刻的前后背景，下文中还将详述。
1699年，清帝国政府禁传天主教。比较起来，蒙古大帝国时期尚容纳各种宗教自由，尽管一些西方传教士看来：蒙古帝国时期远东和中亚地区信奉的基督教派聂斯托利教，已经沦落到异教的偶像崇拜边缘，与萨满教的档次差不多。
1727年，严禁传习拳棒。
1739年，禁止越省进香。对人民自由流动和迁徙权进行践踏。
1746年，禁止民人出山海关。
1774年，清帝国政府刑部定下“聚众结盟罪”，古中国人民结义（其实也是一种结社）权利就此灰飞烟灭。禁止民间私制藤牌。
1777年，禁止民众演习火枪。
1782年，命江苏查禁鸟枪。大贪官李侍尧上奏：河州以乡勇的名义，企图存留鸟枪，请取消该处乡勇，收缴枪械。乾隆弘历批示：“汝实解事之人”。
1803年，禁止民众带眷属偷渡山东海口。
1805年，禁止各堂西洋人刻书传教，在京刻书传教的西洋人德天赐，发到热河圈禁，“有关中国人发伊黎为奴，旗人并消去旗籍。”
1813年，禁止宗室觉罗子弟与汉人通婚。
1816年，命加强保甲制度，十家为牌，有形迹可疑之人，即行首报。（也就是说发现社会闲杂人员，赶紧告密）。
1822年，申禁民间私藏鸟枪火器。
1834年，制定人民学习鸟枪罪。（禁令部分见《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
······
1840年代，西方炮舰将轰开清帝国奴隶大杂院、大集市、大牢笼的大门．．．．奴隶和主子们一起昏然若失，南中国海面上的炮舰即将驶来，远东奴隶杂院还在禁止汉人奴隶们学习鸟枪，这确实是一幅辛辣的讽刺画卷。
在这些禁令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清如何完美终结古中国有限的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表达自由。
1652年，顺治九年，大清礼部揣摩上意到位，由礼部上奏，要给全国学校立条约——当然，这条约是单向的，官方宣布臣民和奴隶必须遵守，顺治同意，立条约八条，在全国的学府刻碑，这就是新卧碑。
这不是前清人的原创，但前清征服者们推陈出新。原创的版权归于1382年的明朝廷，那时为了宣传和教化，在国子监颁布学规，并颁布十二条禁令于天下，在各地明伦堂立刻卧碑。
但明代的卧碑仅仅“禁止生员干涉词讼及妄言军民大事等”，我们注意明代卧碑并没有把言论自由完全堵死，相反在社会实践中，敢言之士层出不穷，结社风潮越演越烈。
而清帝国的新卧碑八条把言论和结社自由完全堵死，其第八款是这样的：
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松下杂抄》卷二）
然而清廷虽然立了新卧碑，南方的抵抗征服尚未平息，清廷忙着肉体蒸发反清义士，对强力禁止言论和结社尚未有余力顾及，到了1660代，清廷的文化打手杨雍建给顺治皇帝上建议书，提到明朝社事发达，士子如狂，复社盟会，动则千人，社盟之习，江浙犹甚。
这位杨爪牙请主子严禁社盟，知识分子往来文字中也不许有社盟字样，违者严加治罪。
主子同意了，严禁士子订盟立社，将不再停留在立碑训诫上，而是进入法律酷刑层面。
一代人的风俗将因此改变，这个古老的国度与民族再次调整自己柔软的身段。不仅头顶上的发式全然改变，连语言和词汇也将进行重新洗牌。
我们现今普遍使用的“同学”一词，虽在杜甫诗中早有“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但风靡于口头称呼，正与前清强力扫荡结社自由有关——
“自前明崇祯初到本朝顺治末，东南社事甚盛，士人往来递交名片介绍信无不称社盟者。后忽然改称同学，其名较雅，而实在是从黄太冲开始。”（王应奎《柳南续笔》）
清人王应奎还引述黄太冲的诗歌：“谁向中流问一壶，少陵有意属吾徒。社盟谁变称同学，惭愧弇州记不觚。”
想象1660年代，那些原本习惯结盟立社的江南士子，开口盟兄闭口盟弟，现今却落得开口提笔都怕沾上社盟二字，被迫改口称同学同学，这是征服者王朝多大的成功啊，恐怖的种子已经全面种植到被征服的奴隶们心田中，它们都已经发芽，生根，开花，结果。
“同学”称谓的普及就是这种恐怖和奴役的果实之一。
将近300年后，一位历史学家提起前清的强力打压和禁锢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时，有精彩的评论：
“清制又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到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有名的金圣叹，就为犯了卧碑禁令而杀头了。····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这成什么制度呢？这只是满洲部族政权便利他们统制中国的一些无理的法术。”（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
1660年代，为了言论表达和结社聚会，在古中国沦陷后的黑夜中失去生命的不仅只有金圣叹一人。
清廷还在进行他的战争，各地粮赋的搜刮尚未达到征服者的胃口。江南一地，自明帝国末年搜刮以来，养成抗税遗风，以为换了个主子还像老主人那般手软，法不责众，拖欠之人一如既往，成千上万。
江南巡抚朱国治向上奏报：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拖欠税赋的竟然高达13517人，包括文武乡绅，这都是“抗粮”。
皇帝旨意杀到，命把这些刁顽文武乡绅全部剥夺名位，发到本地用枷锁拿住责打示众。
叶方霭，曾经中过探花，摘取过科举阶梯上除状元、榜眼之外的殊荣，而今也因为欠了一文钱，被剥夺名号，显示出清廷雷霆迅猛，杀猴吓鸡的狠辣手段。民间因此有“探花不值一文钱”的民谣流传。
三千人被捕，最初命令押解进京，后来玩了手怀柔，得以放还。
1660年十二月，江苏吴县知县任维初到任。此人手段狠辣，在全国性催逼税赋的浪潮下，这位任县长命人劈开十几片大毛竹，用水浸泡着，对当地民众扬言：朝廷法令森严，钱粮是最急迫的事，是考察官员政绩的关键，赋税未缴纳者可以天天催逼。
吴县一时竹光四起，血肉横飞，欠钱粮的民众被竹板狠揍，有痛苦出声的则被衙役摁住脖子继续打。
终于，打出了人命。一人立毙在公堂之下，吴县士民皆恐惧气愤不已。
1661年，局势朝爆发群体性事件方向急速发展。任维初不仅暴虐专横，还贪得无厌，监守自盗粮税，消息传出，吴县百姓更大的怒火在酝酿。
二月初一，恰逢顺治皇帝死亡的信息传递苏州，苏州官府布置灵堂哭丧三日。
借着福临死去这股东风，那些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掀起了群体抗议。
二月初四，丁子伟等人搞到了钥匙，开启文庙门哭泣，一时知识分子蜂拥而来的有百余人，鸣钟击鼓，还冲击府堂，趁着朱国治在时集体请愿，跪进揭帖，听说这消息赶来的有数千余人，要驱逐吴县知县任维初。
朱国治大惊失色，命令衙役捕快迅速镇压，当场抓捕十一人：倪用宾、沈玥、顾伟业、张韩、来献琪、丁观生、朱时若、朱章培、周江、徐玠、叶琪等。驱散了大清帝国一场数千人的聚会和示威。
四月二十七日，金圣叹被捕。
历史显示金圣叹虽然起草了控诉前清残暴搜刮的《哭庙文》，并无明显证据表明他赶上了哭庙的现场，在对他的审讯中，也仅仅问出他们在倪用宾家聚会而已。
朱国治将哭庙文的起草人金圣叹作为首犯拘捕，冠以“摇动人心倡乱，殊于国法”之罪，最后倪用宾、沈琅、顾伟业、张韩、束献琪、丁观生、朱时若、朱章培、周江、徐玠、叶琪、薛尔张、姚刚、丁子伟、金圣叹、王仲儒、唐尧治、冯郅等十八人被判死罪，不分首从，一律凌迟处死。（凌迟处死说，从《中国历史大事年表》）
死亡的远远不止18人。据《辛丑纪闻》记载：“至辰刻，狱卒于狱中取出罪人，反接，背插招旌，口塞栗木，挟走如飞。亲人观者稍近，则披甲者枪柄刀背乱打。俄尔炮声一震，一百二十一人皆毙死。披甲者乱驰，群官皆散。法场之上，惟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而已。”
1661年七月十三日，刚到立秋，枫叶已红，血色更重，清廷就迫不及待要在南京三山街执行18位为民请愿聚会的义士的死刑。
这是古典有限自由彻底沦陷的标志性时刻。
即使这样，前清也没有彻底葬送敬畏天道的文化传统，古中国人不在春夏行刑杀人，因为春天万物生长，春天处决人命有伤天地之和气，所以清廷虽然急迫地要毁灭江南义士，震慑整个被征服民族，也必须耐心等候，捱到立秋。
凌迟，原作陵迟，意指山丘延缓的斜坡，延伸为缓慢的死刑，增加受刑人的痛苦。汉唐的法典所无的凌迟，发端于南北朝时期，盛行于五代时，从游牧起源的辽帝国开始作为法典上正式的刑罚。
这人类残害人类的暴行，1661年秋在南京上演最血腥的版本。后世对金圣叹受刑有很多轶事典故式的传说，未免把屠夫的凶残化作轻松一笑。
我相信，在金圣叹年过五旬投入监狱，被绑上刑场之时，在他与亲人诀别之际，“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谐音：怜子心中苦，离儿腹内酸），他未必没有看透清廷虚伪的假面，他未必不在秋天的血色黄昏中把自由的希望寄托在儿孙和未来。
我也相信：被清廷送上死亡刑场的18位义士，数百年来反抗强权、征服和奴役的无数仁人志士，他们不相信自由沉沦的黑夜会永无尽头，他们一定会期盼：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曾经因为强大的暴力和谎言而屈服，但他们不会永远地臣服在暴政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