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撷中西文明长河上游的浪花

采撷中西文明长河上游的浪花

我们中华文明有非常灿烂的古文化，我们的古人在生活哲学上，在诗歌、在艺术等等感性的领域里面是有非常灿烂的成就，这些成就值得我们后人一代一代的景仰，值得我们去吸取精神力量和思想源泉。我们不必妄自菲薄，像过去那些持阶级斗争史观的人，或者崇拜苏联文化的人，他们把我们的传统文化批判成黑暗一片。但是我要说，在政治文明方面，我们中国人落后于西方文明有两千多年，我认为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落后了，已经落后很多。
　　
　　我要支撑我的论点，我必须要有强有力的论据，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公元前五零九年的时候，在希腊已经开始民选了，希腊人参与公众事务的，发言的时候把手放在胸前，罗素说：“希腊人认为，一点不关心公众事务、不关心政治，那是白痴。”（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公元前484年，有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出生在现在的土耳其境内，这一年应该是孔子困于陈蔡一带的时候，当我们的思想家还在写着一些片言只语，或者写一些语录作品的时候，西方的文豪、历史学家写着《历史》。
　　
　　《历史》虽然主要写的是希腊和波斯的战争，但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呢？我认为核心价值观就是谈到了奴役与自由。最著名的故事，这个故事也是后来《东方专制主义》的作者魏特夫引用的一个故事：斯巴达人干掉波斯人的两个使者。因为波斯人的使者，要求他们臣服，但是他们不臣服，不仅不臣服，而且违反了古代世界不杀来使的方法给干掉了，干掉怎么办？他们送两个使者过去。斯巴达人很勇敢，自愿报名送死，在他们看来这是很光荣的。在去往波斯路上的时候，他们碰到了波斯高官哈德伦斯，哈德伦斯跟这两个斯巴达的使者说：你们到我们这边来吧，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有高官厚禄。但这两个使者断然拒绝了，他们说：“哈德伦斯，你是偏袒一方的人，你只知道事物的一面，而不知道事物的另一面，你只尝过奴役的滋味，你没尝过自由的滋味，假如你尝过自由的滋味，你就不仅会用长矛，而且会用战斧为自由而战！”
　　
　我读希罗多德的历史，洋洋几十万字的作品，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关于自由的概念，因为那些民族都是在互相征服，不断反抗。比如说波斯人与希腊人的冲突，波斯人与美狄亚人的冲突。
　　
　　而且在这本书里也探讨了政体和国体的关系，我们知道在波斯国王居鲁士之后，他的继承人叫冈比西斯，征服了埃及。冈比西斯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一个人。他认为在他的后方，他的弟弟可能篡位，于是派人把他弟弟给谋杀了，谋杀了以后带来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这个政治后果就是，当时有两个马古术士——就像中国的李淳风、袁天罡这样的人，马古术士认为篡位的时机来了，其中一位马古术士就篡位了，就冒充冈比西斯的弟弟。但是这个计谋没搞很长时间，他们的贵族对这事有疑问了，说新国王怎么老不出来见大臣们？

图谋政变的人于是形成了一个小集团叫做“七人帮”。“七人帮”里面有一个贵族欧塔涅斯的女儿在宫中做王妃，他为了验证这个国王是篡位的，而不是真的，他跟他的女儿说，你必须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探察这个国王是不是真的。她怎么探察呢？因为马古术士早年被割掉双耳，在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把他头发掀开来，看一看他有没有耳朵。他女儿说为了父亲，她愿意做任何事，当然如果被国王发现了，那是要处死的。她就冒险在晚上当国王睡着了的时候过去把头发给弄开了，一看果然是没有耳朵，果然是一水货。

然后她写信告诉她父亲。他父亲心想这还得了？这都不是我们民族的人，不是我们波斯民族的，是马古术士在我们这儿当国王，必须给他搞掉。

欧塔涅斯团结了一些贵族，商量我们究竟什么时候动手。欧塔涅斯非常紧张，觉得必须再等待，筹备周密了之后我们再动手。但是大流士说：“不行，搞这种政变就得动作越快越好，如果人多了，就会泄漏，今夜就必须动手，今夜你们要不动手的话，我就到皇宫告密去”。
　　
　　希罗多德写得非常生动，最后“七人帮”确实通过搏斗把篡位的假冒者给搞下来，搞下来之后，有一场关于政体的论证，就是这“七人帮”在探讨：究竟是在波斯实行寡头制呢，还是民主制还是君主制？
　　
　　我就想在公元前425年的时候，希罗多德的这部巨作就已经在西方世界开始流传了。这个时候，西方的作家已经在开始探讨政体的问题，民主制、君主制、寡头制问题。

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波斯“七人帮”政变后，有人提出来说要民主制：民众治理国家吧，国王已经死了，我们民众一起治理比较好。有人说：民主制乱哄哄的不行，大家的智商太低，必须寡头制，我们由一部分精英来治理。大流士说：你们民主制也不行，寡头制也不行，我们要搞君主制，还是有国王比较好。当时欧塔涅斯，就是让他女儿看耳朵的贵族说你搞你的君主制，我们的家族、我的子孙是自由的，你别让我们臣服。

大流士说：好，你不参与也行，也不选你当君主。

最后，君主制是占了上风，同意君主制，君主制怎么诞生的呢？是非常荒谬的。“我们七个人都有功，明天把马牵过来，谁的战马早上第一个鸣叫，谁就当国王”。

结果大流士的马夫非常聪明，他了解动物的特性，不就拉一匹公马过来吗？拉一匹公马过来叫嘛，好，就在母马上打主意，公马见了母马会发情吧？然后他就晚上把那母马牵到公马前面来回晃，反正操练了很长时间。第二天一早，每个人都拉着自己的战马评比，看谁的马第一个叫谁当国王。大流士的马夫在母马的臀部早就弄上气味了，在手上沾了很多气味，等到拉过来的时候，把手掌在马前面一晃，马就叫起来，发情了。
　　
　  当然有的人批评希罗多德的故事是否真实，说希罗多德没有修昔底德——就是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那位历史学家严谨。但是通过这些故事，可以看到早期西方人一直在思索民主自由、寡头、君主等等问题。

实践证明，君主制也是非常可笑的，因为在不久之后，“七人帮”的革命战友就开始遭到清洗，队伍就开始被清洗了，当时国王大流士说：你们可以随时进宫来跟我沟通、对话、交流，因为你们是革命的功臣嘛，但是只有一条你们不能来，什么时候不能来呢？就是我和后宫的后妃们在缠绵的时候你们一定不能来，一定要敲门。

结果就找了一个借口，有一哥们儿当大流士和后宫后妃们缠绵的时候他进来了，那么就被杀掉。这种杀戮似乎师出有名，实际上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从西方作家的视角，去看待专制国家的历史，与专制国家本身的叙述截然不同。

孟德斯鸠说，当读到像土耳其苏丹残暴的历史，对人性的黑暗感到悲哀。
　　
　　我讲了半天，讲了希罗多德的故事，我们的作家、我们的文化基因，早期的文化基因，确实与西方不太一样，在我的《征服者帝国》一书开篇，写的是公元前841年，周厉王时代，他不让人民说话，防民之口的典故就是当时出来的。周厉王搞了很多巫师来监督人民，你到底发了什么言，不合国王的意见就蒸发掉了。最后人民起来抗暴，但是抗暴的结果是什么，中国并没有像罗马人，把他们国王赶走选择共和制，中国所谓的共和是什么样的共和？其实还是一种摄政王政治。因为人民要接着搞，要清算，连周厉王的儿子也得干掉。当时有个王公贵族把他自己的儿子拿过去顶替国王的儿子，调了个包，让自己的儿子去送死。
　　
　　我的评价：这种中式共和的“怨而不怒”，还是奴隶的理念。在西方文明，尤其是罗马文明发展的关键的一年，就是公元前509年，因为一个女子被强暴而导致人民愤怒上街。这个女子叫卢克丽霞——你们看莎士比亚的长诗里面都有她。

孟德斯鸠说：卢克丽霞染血的衣服使罗马人走向了共和。

罗马人民是有血性的人民。公元前509年，罗马人民因为卢克丽霞的自杀，被国王的儿子给强奸了，羞愤自杀，人民奔走上街，最后推翻了君主专制。但是他们选择了，说我们要搞共和，我们要选举。

我们现在的谎言历史教科书的说，我们的落后是明清才开始落后的。我说这是胡说八道，当代的历史教科书或者很多历史著作，我认为很多学者考证的东西还是有非常多的价值，但是有些基本的观念我认为是错误的，他是给我们提供一个错误的选项。这是用阶级斗争的教条、阶级斗争的史观，或者非人权的史观，为了洗脑而弄出来一个东西。
　　
　　　　
　　我的结论是，你批评中国文化，你说中国文化没有民主的基因，我完全同意，我举双手双脚、五体投地的同意。中国一直是君主制嘛，到现在有多少民主共和的基因？但是你要说中国人没有自由的基因，我要举双手双脚反对，为什么？虽然我们没有像希罗多德那样表述我们的自由，但是我们古代的仁人志士他们有反抗暴政的可能，有追求自由的可能。有些历史完全被屏蔽掉了，比如说1127年之后，金兵南下之后，陆游的作品里面都有很明确的记载：搜刮呀，那就是抢，把大臣们的金腰带、金鱼全都刮走。而且抓来的人在耳朵上刺字。那么在这种征服与掠夺过程中是否也涌现出一批追求自由的民族志士？他们遗留的言行是否也有些许自由元素？

我们的古代是有相对的权力制衡制度，我们的天子他是搞“家天下”，但是他有责任感：“我这份遗传得传给我儿子，我的儿子得传给孙子，我不能听从贪官污吏、腐败分子，把我的江山搞得一塌糊涂，我不能搞得在我死后洪水滔天”。所以有制度架构的制衡，比如说他畏天命，对大自然还是敬畏的：地震了，蝗灾了，他得特赦吧？那么大的地震，你放到李世民的年代，就是放到康乾的年代，皇上也要下罪己招的，哪有那么轻轻松松就过关了？　　
　　另一个制衡制度是御史制度，国家雇人、皇上雇人来批评我们的朝政。我们可以看苏东坡的经历，苏东坡兄弟应试之后，欧阳修当他们的主考官，考完试之后还考了一次试，这一次考试里面有一个内容就是策论，就是要考批评朝政的言论。

王安石诗确实写得不错，“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最高层，是有伟人的风范，是有特立独行的风范，但是这个特立独行要到了偏执那就麻烦了。人性是复杂的，社会绝不是你想的一夜就要能改变的工程。王安石改革在实践上问题太多，遭到阻击是必然的。苏东坡对王安石改革也不以为然。

苏东坡在激烈批评朝政之后，政敌们诬陷他，下狱四个月零二十天。但是皇上并没有搞残酷打击，无情迫害，而太后更说：祖训，本朝不杀士子。宋朝虽然有小型文字狱，比唐朝的开放大为收缩，但仍不失为开明专制的朝代。

我们还可以看看明代官员给皇上的公开信，言辞之激烈，态度之激愤，千载之下，你仍然觉得浩气空前绝后。他们写道：你皇上穷奢极欲，你爱财宝，难道老百姓就不要活命吗？你爱绫罗绸缎，难道老百姓就不要穿衣服吗？

透过海瑞、吕坤等人向皇上的陈情书，仿佛听到中国历史不断重复的悲怆预言：你们如果不收敛点，继续穷奢极欲、巧取豪夺、疯狂压榨下去，民变就要开始，陈胜吴广就要横空而出世。
　　
　　你看看我们那时候的人的风范，古人的风范，到了清代已经是凤毛麟角，但是还有，也不能说没有，那个言词就已经温柔多了，到了后来就越来越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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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角度来讲，一百年过去了，回首满清末年，大清律法三条就可以办报，第一条年纪满大概是25岁以上的中国人，第二条没坐过牢，第三条没有精神病就可以办报。中华民国的时候，你也是先办，后来查封是他封的事，我不能说那时候就有言论自由，相对，很多事都是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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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研究文化基因学，我们不能怪祖先给我们留下酱缸式的文化遗产。我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对传统文化批判和否定得利害，也恨不能拿并州的快剪刀，一刀剪断传统的脐带，那时候我写文化批判，出版一系列批判著作，有些非常畅销，但是回首这么多年的否定之否定，我还是不太认同国学和传统派的观点，仅仅靠着所谓国学和传统文化，无法给当代中国人提供思想原动力，无法抵挡普世价值而使中国人过上“人”的尊严的日子

我们这一代人要吸取的文化力量和思想源泉是什么？首先从我们灿烂悠久的文化中吸取，像满清这样的专制统治者打造的“信息猪圈”屏蔽了历史上很多光荣的声音。比如说我们古人在争取言论自由、追求权力制衡的悲壮，他们尝试权力制衡的失败，这些故事都给屏蔽了，而我们恰恰可以从这些中国先贤们身上吸取营养和精神力量。其次，我们还要从当代西方，包括古代西方的一些先贤们要吸取精神力量。最后，我们要放眼当代世界，留神观看当代网络，当今世界的普世价值劲风疾吹，而当今网络上思想碰撞的火花层出不穷，活力无限。

（根据2009年一次讲座内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