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十问
——中西文明面面观
这个题目叫“中国文化十问——中西文明面面观”。这个题目其实很大。刚才门口有一个出版公司的小伙子堵住我，说这个题目是不是可以写一本书？
我在《罗马与长安》那本书的前言说：“这是一次发现之旅，去追溯一个民族文化血脉的源头，在历史的冰河上打捞一个民族失落的勇气、信仰和自由”。为什么有这么一个感慨呢？我通过这么多年新闻的职业生涯去观察、思考、研究我们社会，研究我们这些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的命运，我觉得我们单纯地去考察当代社会可能也不完全够理解，我们要去追溯我们的文化血脉的源头——我们究竟是谁？我们的祖先在他的时代做过一些什么事？我们与西方的比较究竟如何？我们是不是像我们的一些媒体所讲的：我们的两千年都一片漆黑。一些全盘西化论者讲两千年封建太黑了。是不是“封建”在学术界都是有争议的。是不是也像一些国学或者传统文化爱好者所讲的，我们的祖先的文明就是辉煌灿烂，就没有污点、就没有黑暗、没有血腥？就好比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画面上的长城，就拍得非常好，上面阳光灿烂，底下巍峨耸立。美国的一个纪录片《Discovery》（探索）也有一个专门谈长城的，我看了看，里面除了把清代和明代的服装混淆了之外，基本上我觉得还是以一个外面的人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长城，这个长城的文化意义是什么？我想每个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人觉得这是祖国的象征，一谈起中国，这是中国的文化符号啊！但是也可能有一些人说，这个长城没有必要，康熙时代中国都是一个大的版图了，关内关外都成了大版图里面的一部分。关外的民族与关内的民族都融合了，长城有没有必要？当然我们甚至可以从更细微的地方来探讨这个文化符号，因为过去长城主要功能是抵抗游牧民族的侵袭，但是，不是也有阻挡住关内的人往关外跑的功能？就是汉族人遭受迫害的，也有逃到游牧民族那里去。在世界一些作家如像卡夫卡眼中长城说不定是一个封闭的、愚昧的象征，就像安徒生在他的文章里说：“亚洲的长城终将会倒塌”，闭关自守的文化势必要崩溃，这也是一种文化视角。
谈过了文化研究的动机、目的，接下来谈研究的方法。
我希望能够追溯真相，希望能够客观多元，但是许多真相，我们当代的真相都搞不清楚，比如说“躲猫猫”、“喝开水”都有很多版本。当代的真相你都搞不清楚，历史的真相也是很难弄清楚的。作为一个相信文化相对主义、文化自由主义的人，我认为真相是比较难以探索的。正因为它难以探索，所以我们才要寻求真相，角度要客观，要多元，你不能只有一家的言论。网络论坛虽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但是当代最好的思想碰撞我认为是在网络上。
我在这里谈了四个文化大师，他们怎么看中国文化？胡适，鲁迅，柏杨，钱穆。
文化保守主义的大师钱穆先生认为对文化和历史要有温情和敬意，鲁迅给中国文化一个简单的标签：翻阅古久先生的陈年簿子，看了半天，看到半夜有两个字——“吃人”，当然鲁迅也有肯定中国文化的，但是我是这么看的，鲁迅是一个全盘俄化主义，他还谈不上西化主义，这一代人我觉得是有文化自虐症的，中国的东西都不好，《三坟五典》都要踏翻，中国书一本都不要看，我们说我们现在这个画面上是宫殿，一般的人我们是普通人看起来这就是古典建筑——故宫，柏杨也许会说：“这是什么？这不是皇宫，这是妓院”，中国文化就是一团漆黑，尽管他的书中也谈到了中国的黄金时代，他们从人权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社会是有它的价值的。
胡适先生的判断是中国的文化里面充满了春宫秘戏，充满了太监、充满了小脚、充满了辫子，但是胡适先生他是主张宽容的，所以他一面能够批判中国文化，一面也能够进宫与溥仪见面：“皇上你好”。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经历三种思潮的斗争：文化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激进主义。最终文化激进主义把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完全击败，最后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打倒孔家店”，最后看到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我们不要看去年把孔子像立到长安街，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主流是在毁坏或放弃传统文化，在挖断传统文化的根。
第一个问题是：中华帝国“近几百年来开始落后西方”的说法是否客观？
这个说法我们恐怕耳朵都听起茧了，中国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我们的祖先非常阔，我们的祖宗非常好，只是明、清的时候才比西方落后了。
十多年前我的《每一个字都可疑》里说过一句：“我们的祖先的文明在感性艺术上是独步当时的，我们有非常辉煌灿烂的文明，我们不应该妄自菲薄，但是我们在理性思辨上，尤其是在政治哲学上，我们要老老实实做人类文明的小学生，要知耻而后勇”。
我这儿从几个故事开始。第一个故事是讲我们的信史开始时代，就是公元前841年时，我们的先民、我们的祖先们在干什么？公元841年之前所有的中国历史都是归于神话和传说的时代。公元前841年，周厉王聘请了一位叫荣夷公的人主持政务，搜刮盘剥民众，老百姓没有活路了，怨声载道，但是他又叫一些人来搞他的维护稳定的工作，来“维稳”，当时他的臣子就劝他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你能防得住吗？迟早要崩溃，所以到最后当人民道路以目的时候，言论遭到极度的钳制的时候势必要起来造反，
“国人起义”，这是很有象征意义的，中国先民是非常勇敢的，他们在伸张自己的权利，主张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是勇于起来的，第一是维护自己的财产权；第二是要维护自己的言论权，因为你不让大家说话了，道路以目了，但是当把姬胡国王赶到山西去了之后，我们的祖先他们又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他们搞了一个“共和”，如果你从字面上来看，好像中国文明将近三千年前就已经共和了，但这个共和实际上是贵族的共治或者是摄政王政治，中国信史时代故事也昭示着我们以后的历史。在遥远的西方雅典和古罗马，在这儿之后的几百年，公元前509年，这两个地方都在发生变化。罗马因为一场血案酝酿了一起“群体事件”，这个血案就是卢克丽霞——一个美丽的女人被强奸的故事，当时罗马人被国王统治，它的国王叫塔昆，这帮贵族们花天酒地就出城打猎，打猎打到兴起的时候回头看看老婆在家干什么，回去一看，妻子们也都在搂着男人寻欢作乐，但是有一个女人在那儿织布，很忠贞，这个女人就是卢克丽霞，塔昆的儿子看到这个女人就见色起意，最后趁着一个晚上拿着匕首把这个女的强奸了。但是在第二天，卢克丽霞就把她的亲朋好友都叫过来，当众把匕首插进自己的胸膛，罗马人是有血性的人，罗马人对这场血案非常激动，于是奔走上街，从那个时代就开始，所以国王塔昆的“维稳”工作就失败了，但是罗马人在推翻了国王之后，他们说我们要怎么弄？我们是不是还要选择一个新的国王？公元前509年，罗马人选择了民主制，当然你们会批评这个民主都是假的、虚伪的，自由人才有民主，奴隶们没有民主，确实是这样。曾经有人提议说我们奴隶很多，到底多少我们不知道，我们让奴隶穿着同样的衣服，元老院经过慎重的考虑把这个决定否决掉了，说这不行，元老院是很聪明的人，都是聪明的贵族当选的。假如说奴隶们都穿上同样的衣服在大街上走来走去的，那都引以为同党，那还能安定得住吗？统治的秘诀就在分而治之。就像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写的一个故事，说科林斯人的僭主执政，他向另外一个城邦的僭主请教统治之道，他派了使者过去了，使者到了那个僭主那儿，那个僭主把他带到麦田里，什么话都不说，拿着长得最好的麦子，全揉碎扔在地上，“你回去吧”，这使者回去了，使者回到科林斯之后，回到他的祖国说：“这个人就是疯子”，您让我向他请教统治之道，他什么都没说。科林斯的主子是很聪明的，说：“这还没说。这告诉你要想把这个国家治理得好，首先要把最优秀的人做掉，把最强的人就像最好麦子一样蹂躏掉，要不奴隶们不听话”。当孔子“困于陈蔡”的时候，希罗多德可能刚刚出生，长大后写了这么一部很厚的著作《历史》，他们在思索是什么问题？
我们到了汉代之后制度建设是怎样的？我有一个观点：就是汉代先民起来反抗暴君的统治，刘邦、张良这些人当时都是有血性的，他们是血性没有衰亡的奴隶。他们起来反抗暴政。因为秦始皇确实非常残暴。从秦始皇以后到清代我们所有的文人大师、学者，杜牧，苏东坡、苏东坡的爸爸都在骂秦始皇暴政，只有本朝说秦始皇是好的，是爷们。刘邦他们反抗了暴政之后他们要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他们虽然没有完全接受郡县制度，中央集权，但是基本上都行“秦政制”，刘邦把彭越将军做成肉酱之后，分送给各地诸侯吃。这么残暴的事情、吃人的事情之后，他在权力分赃的联盟上搞了一张“菜谱”，这个“菜谱”就是我们讲的“白马之盟”。最主要的“菜点“——“非刘氏不封王”，“无功不封侯”。主要是“非刘氏不封王”。
“无功不封侯”是安抚性的。我们的古文明在远东大陆，我们的古文明孤立在欧亚文明圈的边缘。罗马人他可以向雅典去学习，我们没有，我们只能创造摸索出这么一个制度出来。但是你知道封了很多侯，像张良、像箫何都是侯，但是不到一百年，你们知道剩下几家了吗？据说才剩下四位，也就是说连这个契约很快就全都变相撕毁了。
而我们现在说中国人没有诚信，从刘邦时代，从刘邦老婆的时代，诚信度就很低。为什么？“飞鸟尽，良弓藏”。为什么“狡兔死，走狗烹”呢？他没有一套契约精神，不像罗马的执政官都得民众选举。凯撒为了当选祭司，也必须撒银子收买选票，你们英国历史学家写的《卢比孔河》一书，凯撒要竞选的时候，他跟他妈妈说：“我今天或者荣归，或者逃亡”，为什么要逃亡呢？因为他当选了之后才能会有很多钱，他要是没当选失败了，他欠了一屁股债，必须逃亡。
我们再谈谈希腊，伯里克利有句话“幸福是自由的果实，自由是勇气的果实”。“雅典是希腊的学校”也是伯里克利说的，我加上一句：“希腊是世界的学校”，我们的诸子百家，用他们的片言只语来探讨治国的艺术的时候，他们大多推崇君主的独裁或专制政治，核心词汇就是：“隆一而治，二而乱。”
虽然那是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但是我们先贤的眼光是这样的。在希罗多德的《历史》里面，当时马古术士篡夺波斯王位被政变刺杀，一群波斯权贵也在讨论究竟是建立专制政体还是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希罗多德借着那群人的口在谈专制体制和暴民政治的负面价值。
我的第二问是 “古中国人的勇气：我们有没有东方300壮士”？
我们主流媒体和主流教科书，它不断地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我认为主流媒体、主流教科书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它的虚无主义会让我们以为中国民族英雄或者有勇气的人，只是1840年之后才开始的，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的，1840年之前有没有这种英雄？
希罗多德《历史》中说到的斯巴达使者的故事，两位斯巴达的使者前往波斯，自愿去送死，波斯一位高官哈德伦斯跟他们说：“你们两位到我们这边来，我们给你们提供高官厚禄”，这两位使者的回答是这样的：
“哈德伦斯，你是一个偏袒一方的人，你只了解一边的事，你不了解另一边的事。如果你尝过自由的滋味，你就不仅会用长矛，而且会用战斧为自由而战”。
波斯王的大兵要从温泉关经过去雅典，斯巴达王带着300人在那儿死守温泉关，最后立一个墓碑：“异乡人，就是说我们300斯巴达人尽忠死守长眠在这儿。”在我们的祖先里有没有斯巴达三百勇士这样的人。据说岳飞、文天祥的民族英雄称号被某衙门取消了，这难道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如果岳飞文天祥不是民族英雄，那么中国的祖先一塌糊涂，就没有民族英雄了。
《宋史》写了一个叫尉子桥的地方，在淮海南岸，四百宋军在姚兴带领下抵抗金国南下的大军，全部阵亡。大宋中国当局寻访姚兴的历史，要为他树碑立传。但是我们这个民族呢？很少有像西方民族到处弄一个青铜雕塑，要树碑立传都是在书上。
另外一个地方叫独松关，当时金兀术带着兵路过这儿的时候，曾经狂妄地宣称：假如南朝有几百个老弱残兵守在这儿，我们根本就过不去了，但是南宋确实没有人在那儿守着。后来钱塘令——一个文职官员带人出来抵抗了，最后战死在城外，杭州人为他立碑。
下面一个故事是潭州人的集体自杀。蒙元军队南下的时候，守在那里的人都是抱着必死的抵抗精神，当时守城的长官让他的臣属喝酒，说这可能是最后的一个晚上，喝完了酒之后说你们拿刀把我家人都杀了，然后这个杀人的人自己也都自尽了，这些悲惨的故事当然都长眠在史书里面。
我们说罗马人征服中东的时候也遇到了犹太人的抵抗。在犹太死海的一处悬崖叫马萨达的地方，当时也有一批犹太人死活不投降，罗马军团攻了四年，包围了这里，慢慢修路通上去，在最后一个晚上，犹太人也是每十个人选一个人挥刀，全都自尽，罗马人第二天看到遍地都是自杀的尸体，对犹太死士很尊敬。这些犹太人的领袖说：“别让我们的妻子儿女沦为奴隶，别让他们知道奴隶的滋味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古中国“勇敢的心”是否跳动？为谁而跳动？
我们在座的年轻人，可能都看过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勇敢的心》，《勇敢的心》里面最后的一幕场景大家还记得吗？
华莱士上断头台上喊了一句“Freedom
！”（自由）
其实在十三世纪左右，英格兰在征服威尔士、征服苏格兰、征服爱尔兰，当时这三个民族也是死活不投降，绝对不投降，他们都认为我们绝不能臣服在英格兰人手下，除了华莱士之外，苏格兰人还有别的勇士，他们的雕像至今还在不列颠的土地上树立着。
我们呢？我们在这个同样的世纪里边，我们也有我们的勇士，比如说坚守扬州的、坚守淮南的一些将士，比如说这两个人，姜才和李庭芝，最后都被蒙元统治者残酷地处死了。
深受传统的媒体或主流观念渗透的人，说文天祥等人就是死忠、愚忠，愚忠南宋君主，就是封建的愚忠，我要跟各位说：可能他们是有忠君的意识，但是他们也对这片土地，对这个父老家园热爱，为什么？皇帝和太后都已经投降了，当皇帝和太后派来的劝降的使者向姜才和李庭芝要求投降的时候，为什么人家也不投降？人家还用箭射杀使者。
当文天祥被押送到北京的时候，太后又派人劝降，这个国家皇族已经完了，皇帝都快要发配到西北去了，还有一个小皇帝在崖山投海自尽，号称是史书上记载“浮尸十万出碧海”。文天祥怎么死的？绞死的，五马分尸死的，斩首的，怎么弄死的？对，是斩首的，但是怎么斩首？
搞文化研究的人应该是宜细不宜粗，你宜粗不宜细很多事情就过去了。有一本书是明朝末年从古井“出土”的，叫“井中奇书”，就是郑思肖的《心史》，但这本书在清代的时候被诬蔑为“伪书”，我不认为它是“伪书”。没有这么大的血泪、没有这么大的悲愤，肯定出不了这样的作品。
《心史》记录文天祥被俘的时候，当时很多人来劝降，还有一个蒙古人强行把自己的帽子扣在文天祥的头上，“你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你就从了吧，这官帽就是你”。但文天祥把这帽子摘下来，尿了一泡尿，说：“此浊器！”（这个东西是肮脏的东西）。
《心史》描写他死的时候，“斩颈”把脖子砍断，白膏出来，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医生或者什么，按说斩颈应该是鲜血淋漓的，怎么会有白膏出来，下面一个更耸人听闻，就是说把他的心剖开了，心是很红的，最后“忽必烈与众囚分食之”，我们现代人听起来很毛骨悚然，这不就像《水浒传》里把黄文炳做醒酒汤了，李逵把奸夫淫妇的心脏掏出来了？我不知道，这段真实与否是存疑的，但是我有最起码的观点，像这类的事，你说清代人就斥之为“伪书”了，就是永不再版了，一般的人就看不到的，专业学者可能会知道这个，一般的大部分读者就不知道这些。
你不是说文天祥是民族英雄嘛，民族英雄究竟怎么死的？究竟死的时候场景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是需要了解一下。
所以在这里，我引用了两首诗歌，这两首诗歌我觉得是人类文明的遗产，一个是在追溯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一个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我们要真正弘扬传统文化，我们要吸收一些什么样的力量。
这是拜伦的诗歌《哀希腊》：“我独自在那里冥想一刻钟, 梦想希腊仍旧自由和欢乐； 因为，当我在波斯墓上站立，我不能想象自己是个奴隶。呵，他们而今安在？还有你呢，我的祖国？在无声的土地上，
英雄的颂歌如今已沉寂—— 那英雄的心也不再激荡！大地呵！把斯巴达人的遗骨从你的怀抱里送回来一些！ 哪怕给我们三百勇士的三个让德魔比利的决死战复活！”
林景熙的《读文山诗》也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你可以和文天祥的《正气歌》互补来读，诗歌最后里面说到“膝不可下头可截，大丈夫心一寸铁”！ 林景熙还有诗歌：“来生已见九洲同，家祭如何告乃翁”？你不是说要“统一”吗？已经“统一”了，在忽必烈的“英明领导”下已经“统一”了，你是不是应该祭奠一下你的家翁呢？应该说诗也写得非常好，但是像林景熙的诗歌，我看了一些宋诗的选本很少选，就是说我们的文化究竟在提倡上，在不提倡什么，其实一目了然了。
第四个问题：古中国人曾经拥有哪些权利？
为什么我不认为中国的历史是全盘的黑暗，我们的文明有光辉灿烂的时刻。
在汉代的宫廷里，曾经有一场辩论。有人建议说：现在这么乱，群体性事件这么多，我们是不是收缩民众的权利，我们不让民众持有弓箭，一个人持有弓箭的话十个官府的捕快都不敢上前。一个叫公孙弘的高官提出建议：汉武帝你是不是得把民众持有弓箭这一武器的权利给禁了？
但是汉武帝没做出这个决定，他把这个建议发给另外一个人——吾丘寿王看了，吾丘寿王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的意见是：“禁止弓箭只不过把好人自卫的权利剥夺了，强盗他还是有办法获得武器”，最终，汉武帝没有采纳公孙弘的建议。也就是说在汉帝国的时代，人民是很自由地拥有弓箭的，就是你可以带着武器上街。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很受启发，文章内容是：美国人说要有拥有枪支的自由，有了枪支首先是让你平等，你拳王泰森的拳头不是很厉害嘛，可是一个老太太、一个女士手里有把枪你们就扯平了。当代最有趣的观点、最活跃的观点、最有火花的观点，头脑风暴都在网上。有人批判：你有枪你就可以胡乱扫射吗？校园枪击案都来了。但是在这些西方人的意识里面可能不是这么认为，他讲人民有权推翻暴政，如果人民有权拥有枪支，政府就不敢再为所欲为。
古代中国人还有什么权利？至少在春秋时代可以自由讲学，你要成立一个学校你不要去审批，你想什么，你的教材怎么编，就是自己编的，没问题的。但是这个权利到了秦朝的时候，我认为就收缩了。且不说“焚书坑儒”，秦帝国他要大家统一教材，学赵高的，一个太监写的东西，还学一个曾经当过狱吏的后来成为太使令的人写的东西。讲学自由、教学自由、选择教材的自由也在下降，这些权利都在下降，当然对讲学权利的侵犯，那是历朝历代都有的，比如说像明代张居正时候就下了很多命令要毁全国的书，当然也没有彻底的毁掉，至于说像唐代的诗人们有时候在墙壁上留个诗，写点儿什么与主旋律不合的言论，你看唐代很多反战的诗人，帝国不是要拓边扩张嘛，像他们写的这种“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这个诗歌全是唱对台戏的诗歌，至少我认为这些有限的自由表达权利中国古代人是有的，是没有消亡的。
当我们去看看古人所曾经拥有的这些权利，这些权利怎么又一步步缩小了呢？我从来不认为历史是在一直前进的。历史也可能前进，也可能倒退，也可能迂回前进。古代有没有拆迁？有，一样是有的。古代的拆迁可是成片成片的事情，十二万人都迁徙到咸阳了，十几万人都迁徙到长安了，尤其是当战乱开始的时候，比如说长安只剩下几百辆车的时候，几百个人的时候，帝王要制造繁荣的场景，肯定二话不说就得拆迁，你连土地也没有了，我们仔细地研究《史记》你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拆迁的血泪，你会发现汉武帝在拓展边土或者说是维护稳定方面有作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你看汉武帝你会发现“名为汉武，疑似汉贼”，比如说大侠郭解，他就把人家迁徙走，迁徙到茂陵去。最后大将军卫青来跟汉武帝说说情，汉武帝不是说这个事情合不合理，拆迁是不是合法、合理，是不是我是侵犯人民的权利、财产权，叫做“只问立场，不问是非”，为什么郭解这个人连大将军都给他说话呢？肯定有鬼。所以最后找了一个罪名就把郭解做掉了。这个例子就和我刚才讲的僭主怎么样把好的麦子给弄掉一样，汉武帝其实和希腊的僭主也没什么两样，他把最强悍的人做掉，这样才好统治、好管理。
“告缗令与腹诽”，这两个个案都是汉武帝时代侵犯人权、践踏人权的例子。帝国要钱了，打仗要钱了，反击匈奴人要钱了，那怎么办？那就得你申报财产，不是官员申报财产了，“阳光法案”先从老百姓那儿开始，先从屁民那儿、贫民那儿、臣民那儿开始，你有一千块钱，你得交多少税呢？交120块钱，这个税是很高的，你不交怎么办？或者你不报，我没这么多钱，怎么办？偷税，他有什么法子？好办，鼓励举报。举报就立功，就有赏赐。
告密，在塔西佗的著作里、在李维的著作里、在马基雅维利的著作里都认为：告密，凡是罗马帝国的明君当政的时代民风都很好，在暴君当政，明君都基本上推选，暴君都基本上篡位，暴君统治的时代才告密盛行，人民腐化、堕落。
我认为汉武帝、武则天到后来的康、雍、乾时代都是中国告密盛行的时代，是中国道德堕落的几个低谷的时代。以至于汉武帝要发行新的货币，一个恩叫颜异的人只是撇了撇嘴，他说人家是“腹诽”，说人家有不同意见，把人给杀死了。
接下来我讲蒙元的禁令。这是元朝的时候，主体民族沦为奴隶，连养马的权利都没有。他为什么不让你养马？在武汉那一带曾经有两个兄弟养了一条猎犬，官府都抓起来，要没收他的财产，这都记录着呢。当一个民族连狗都不能养的时候，晚上不能走夜路的时候，你说这个民族没有亡国吗？所以在同样的时代里在不列颠岛上威尔士人被“长脚”威廉·爱德华征服的时候，他们的民族一样受到耻笑，一样不能拥有武器，管理这些奴隶们的手法都是一样的。
在唐代我们还有打马球的游戏，宋代小说里的，还出了一个高俅，高俅是足球明星吧，虽然道德很败坏，但是到了明代连高俅都出不来了，因为帝国法律明文的规定如果军人踢球就要砍腿，不许唱戏、不许下棋，连棋都不让下了，所以到了这个时侯，我觉得确实是有酱缸的味道。
甚至到了满清的时代，连“桃园三结义”这种形式，你都得当心，因为法律明确规定禁止异姓人歃血为盟，不允许你们喝鸡血，一起结拜为刘、关、张三兄弟。当局他是有跨省的权力的，跨省抓捕，但是民间是不允许你跨省进香的，你从山西到山东去，泰山去烧个什么香这是不允许的，为什么不允许？就是怕搞串联，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的起事好多都是靠着秘密结社的宗教、社团而起事的。所以，当一个古老的民族连这些权利都消亡的时候、消失的时候，你不许养马、不许拿刀、不许带剑、不许制造盾牌，这个民族绝对沦为奴隶民族了。更重要的是对言论自由的践踏，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说，明代实际上也是禁止文人言事，但是清代以立碑的形式，，不许士人言事。
第六个问题：古代的中国人权利救济通道有哪些？
大家一想起权利救济通道，好啊，上访吧，告状吧，实际上这些救济通道都非常狭窄。
古中国有两个至少还可以算作亮点的地方，一个是号称“诽谤木”，一个是“登闻鼓”。
“诽谤木”变来变去最后就成了完全摆设的东西。同时可以看到我们的影视作品、主流出版物，对开拓边疆的君王们，对有武功的君王们都是很赞美的，但是对推动人权进步的这些皇帝们都很少赞美。
公元前178年，汉文帝下的废除诽谤和妖言罪的诏书，是一个进步。当然我们不能读成书呆子。下了这道书之后还有没有这个罪了，执行得如何都可研究。如果真是法令执行得很好，汉高祖刘邦进军咸阳的时候就约法三章了，除杀人、偷盗治罪，其它的罪都废了。那公元前178年还用得着出台这么一个法令吗？
我这么说吧，人类的进步可能是迂回曲折。在我们宋代的时候，1215年，不列颠岛上的英国贵族们就强迫英国的君主签下了《大宪章》，但是也是几经反复的，不是说《大宪章》一签订，从此国王收税时就真的听贵族意见了，不经贵族同意我就不敢随便收税了。不是这样的，它也是经过很多年的血与火，不断地切磋，来回各方博弈，最后逐渐地进入到现代文明——权力受到制衡。
宋代也有民众试图影响政府决策，就是太学生陈东他们搞的集体请愿，要求复用李纲，最后李纲也是复用了，领地最后暂时也没割让出去了，但最后陈东被处决。因为专制政府必定像猛虎，它虽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它的爪子是迟早要出击的。当它遇到强硬阻力的时候它缩回来了，因为民心汹汹在宫门外闹腾，它被迫妥协。但时机一到，它的利爪必然撕碎民众。这就是中国宋代上访领头人的故事。
第七个问题：古代中国是不是就是“家天下”？
一言而蔽之，古中国是不是就是“家天下”，就是刘家的王朝、李家的王朝，朱元璋的王朝，朱家的王朝？如果研究我们帝国漫长的兴衰，可以说我们古老的帝国不完全是“家天下”，从南北朝时这个帝国就在悄悄地发生变异。
唐诗里面有一句很著名：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但是你真实地去看历史，单于在南北朝没逃，是皇帝在逃。这个过程如果你放在世界文明的历史来看，实际上中华帝国与罗马帝国有相似的地方，罗马帝国在经历了漫长的扩张之后，它进入衰败期，它的人民生育力也在下降，社会腐化，它被迫雇佣蛮族的士兵，来充当他们边境上的战士，而这些蛮族也不断地挤压，往繁华的地方挤，最后终于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崩溃。
我们传统的书里面讲汉代的灭亡是由于农民起义，可是我们去看一看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斯塔夫里阿诺斯有一个观点非常震撼，他讲汉帝国的衰亡是由于边疆的游牧民族的挤压、压迫而导致的，我觉得如果仔细研究，这个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传统说汉代亡于三国。但在晋代，“八王之乱”之后才导致匈奴人的重新崛起，匈奴人给风雨飘摇的汉族王朝致命一击。
据说高欢，北齐的开国君主，原来是一个汉人，但是他后来鲜卑化了，就是胡化了，当时他手下的两部分人一直闹意见，他摆不平，汉人说我们的地位低，鲜卑人也不满，他就对汉人和鲜卑人各有一套说辞，他对汉人说：“你们看看鲜卑人是你们请来的宾客，等于你们雇佣的保安之类的，你们何不好好对待他们呢？他们能保护你们安全啊！”然后对鲜卑人说：“汉人是你们的奴仆，男的为你们种粮食，女的为你织布，你们别太虐待他们了”，就是“适度腐败”，“适度压榨”。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说汉子的称呼是从南北朝开始的，当时是一个贬称。汉人的地位在南北朝的时候就已经不行了，就已经衰败了。
蒙思明先生是在美国读的博士，在1949年之后他被遭迫害，这个名字也很逗，他原来不叫思明，后来叫了这么一个名字。他的《元代社会阶级制度》把当时的这种民族歧视，把征服民族和被征服民族两种截然不同的待遇都写出来，包括北人殴打南人，南人不能还手。杀一个蒙古人和一个色目人，你要以命相抵，但是你杀一个汉人，尤其是南方的汉人就赔一头驴子就行，你的人就等于一头驴子。其实这个制度也不完全是蒙古人发明的，在辽代的时候就有这个制度，辽代的一个太后曾把这个制度给废过。
部族歧视，种族等级制度，提醒我们研究中国的“家天下”之外，还有漫长的时期是“族天下”，至少是“家天下”加上“族天下”。
第八个问题：古中国衰败的原因。
这可能跟我第一个问题还是呼应的，传统的观点认为是近几百年来明、清由于不重视生产力，由于海禁、闭关自守，中华帝国衰败了，落后于西方。但是在技术层面、在生产力层面，我们曾经有很辉煌的时代。但在理念上，在分权制衡的这些理念上面，我认为我们完全就是有很大的差距。
我想来想去：中华帝国的衰败，用八个字概括就是“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现在我们讲内忧讲得多一点，讲外患讲得不多；我们讲人祸讲得多一点，讲天灾讲得不多。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中国文明在古典时代、古代创造了非常优秀的财富，但是他也认为技术停滞不前，生产力受阻，使古典文明在3至6世纪遭到蛮族的猛烈冲击。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古典时期，伟大的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文明，在欧亚核心区居统治地位。然而，边远地区的游牧民，最终践踏了这些文明，从而根本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在这些帝国貌似坚固的外衣下，潜伏着必将导致衰微和最终崩溃的祸根。技术停滞不前，生产力受阻，使古典文明在3至6世纪遭到蛮族的猛烈冲击。”
如果我们再读一读中国的史书，我们会认为这段话有一定的道理，比如说你们看《陈汤传》，就是那位说“犯我强汉，虽远必诛”，中国远征军的副司令，他说原先兵器上一个汉人能挡住五个匈奴兵但是到了后来一个汉人的兵器只能能挡住三个匈奴兵，也就是说在军事技术上面，游牧民族也在迅速地学习、成长，中原帝国却在迅速地衰败。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谈到文明的灾难有这么几段话，大家可以看看：
“边界堤坝的崩溃究竟是不是可以避免的结局？····蛮族的能量的泛滥能够很快地将建筑物荡涤殆尽。·····决口的时刻迟早会来，灾难也必然随之发生。
衰败文明在遭遇蛮族侵略时还有一个不利因素，即旷日持久的战争会对经济结构复杂的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破坏性影响。（《历史研究》第四十二章）
第九个问题：中国文化基因的光芒和阴影何在？
我有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文化也像一个人一样，一个人有他的童年时代，有他的青少年时代、中年时代、老年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能也是这样的，她有她光芒万丈、活力四射的青壮年时代，也有她靠着回忆、靠着“老夫只提当年勇”的时代。
我们的文化基因光芒和阴影到底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光芒可能就在于我们的先贤们也都是富有人道主义同情心的。中国人勤劳，但是勇敢要打上问号。中国人聪明，但是智慧要打上问号。中华帝国在扩张的过程中，没有像罗马帝国那么残暴，一直扩张，不断地对外掠夺财富。也可能阴山以北、大漠那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可掠夺了，你不能说汉武帝的时代就不掠夺了，汗血宝马不一样掠夺吗？对西域游牧民族的征服一定是掠夺的，一样是残暴的。
即使在唐代那么四面扩张的时代，东边打高丽，南边要征南诏，西边高仙芝一直进军到中亚的时代，我们的诗人们一样的唱反调——“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说明我们这些诗人们很有人道主义同情心精神，不管你是主体民族的还是少数民族的，不管你是汉人，还是胡人，他们看着悲凉的情景，看着人的死亡都有某种同情心。
那么中国文化的阴影呢？阴影我就不多说了，柏杨先生、鲁迅先生很多人说得很透彻了，当然有些事情我认为是偏激的，可能是过激的。你像全盘西化的鼻祖陈序经先生，他第一个提出全盘西化的理论，他是对古典文化研究得很深的一个人，他写了《匈奴史稿》，对南洋的历史也研究得很深。但是他评价起我们先贤的作品很不屑一顾、很蔑视，说“《论语》东一句、说一句不知道说什么东西”，这些可能都过于武断、过于偏激。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历史，千年来都是停滞的，孟德斯鸠说：“中华帝国靠棒打统治”，孟德斯鸠对中国文化批判得比较厉害：温和的地方产生温和的人，这些人都比较适合于当奴隶。
我认为在我们的历史里面始终没有把人的概念突出出来，专制皇权一直笼罩着我们，专制包括内部的专制、外部野蛮的征服。我有一本书叫《龙血狼烟》，龙血里边有高贵的地方，也有卑污的地方；狼烟有野性的地方，也有残暴血腥的地方。
郑众是汉代的一个使者，当时他出访匈奴的时候，由于匈奴人没给他足够的尊敬，他就拔出他的武器放到脖子上，他说：“你们如果匈奴王不接见我的话，我就自刎，你非得让我下跪，我不跪”，郑众可能像苏武一样勇敢，作为外交使节他不辱使命。但是如果我们读《远征记》，看一看亚历山大时代的故事，那个时代希腊人的故事，会有一番另外的天地，当时亚历山大的部队长驱直入，征服了波斯，权势如日中天，作为世界征服者他非常膨胀，而且他的臣民们已经不完全是希腊人了，也有波斯人，波斯人就唆使他说：“你看我们的风俗全身着地，匍匐在那儿跪着，你是神呐，你已经征服了这么多地方，我们要用这个礼节来对待你”，但是亚历山大他心里还有点儿虚，他就嘀咕这事，他对希腊人卡利西尼斯说：“是不是宴会上你们就按照东方的礼节全身匍匐在地跪下，以对待神的这种来对待我”，卡利西尼斯回答：“你还不是神。假如你亚历山大要让我们这么来跪拜你，那么我们回到希腊，将怎么向全世界最热爱自由的希腊人交待说我们曾经跪倒在你这儿”。
我觉得这两个小故事可以给人一种启迪，我们中国先民很勇敢，“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但是我们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只是对待外民族的或者周边的部落，蛮夷之辈，或者面临侵略者的时候，征服者的时候，这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遇到了专制皇权立马崩溃，我们的膝盖是一定要跪下的。
卡利西尼斯、不向亚历山大跪下的故事，是西方文化的一个象征，但毕竟不是制度性的建设。同样在罗马共和国衰亡之后，东方的匍匐跪拜的习俗就开始渗透到东罗马帝国的宫廷里面。在东罗马帝国，历史学家普罗柯比对在查士丁尼的宫廷里要吻皇帝的脚非常、非常反感。
卡尔·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评价司马迁被阉割的时候，说司马迁被关到一个黑屋子里就像一头畜牲一样被阉割，卡尔·魏特夫同时提到波斯的一个宰相，遭受的惩罚是拦腰斩断，然后卡尔·魏特夫总结了三个“全面的”：叫极权社会是全面的孤独、全面的屈辱、全面的恐怖。
孟德斯鸠说：“共和国靠品德，君主国靠荣誉，专制国靠恐怖”，我们中华帝国维持了几千年，有它光辉灿烂的一面，比如说科举制度，让下层人、让穷二代、让平民二代能够进入到官员的行列，而不是富二代、官二代永远垄断位子，但在我们几千年漫长的历史里面，令人发指、残暴的事例也层出不穷。
最后一个问题：何种文明复兴才是有价值的光荣的复兴？
“文明复兴、大国崛起”这些口号都非常动听，都很好，也是为我们在国际上赢得尊严，中国人旅游出去面子也有了，多好。
但是当我们出去旅游，人家谈到佛山小悦悦事件，日本的电视台也报了、CNN也报了，英国广播公司也报了，我们中国的有些人对待孩子是这么一个态度，他们也会质疑：你们的文明怎么啦？
我觉得文明的复兴不在于你GDP有多少，不在于你的疆土有多大，文明复兴要问：你的核心价值究竟何在？
我认为是人权、是平等、是自由、是民主，除此你别无他途。
当然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就告诉你了：我们认为人民不幸的唯一的根源就是专制腐败，《法国人权宣言》还说没有三权分立就没有宪法。
你们还可以看看在百科全书时代狄德罗的作品，关于人的定义，他认为有思想才叫人，你们也可以看看现在商务印书馆编的这套《现代汉语辞典》关于“人”的词条是怎么写的。人的词条是这样写的：会使用工具的高级动物叫人。
你们听了都笑了，因为大猩猩也会使用工具，把香蕉皮给剥过来。我们的观念与1789年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时代的观念，有多么大的距离？
法国百科全书时代的辞典作家已经能告诉我们：人是有思想的，有思想的才叫人。当你用手剥开香蕉的时候，当你用棍子去撬动一个轮胎的时候；那不完全叫人；当你在月夜独自思考“我为什么活着？我是谁？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时候，你才是人。当你看到小悦悦被碾倒，你有人的恻隐之心的时候，觉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个孩子不是我的孩子，但是她是人的孩子的时候，你才是人。
过去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实际上匹夫兴亡，天下也有责；或者匹夫兴亡官府有责；匹夫兴亡，匹夫自己有责。一个公民、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当你的同类在遭受“地沟油”、遭受“三聚氰氨”的时候，你能够在午夜神驰也忧患一把，说：“不知道我们明天会怎么样”？我觉得那个时候，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否则你过的不是人的生活，而是一个高级动物的生活。
（根据2011年在首都图书馆讲座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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