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沧洲禁书感言

雪夜关门写禁书

——免于恐惧的写作自由

2013年2月，阴沉冬日，雾霾时至，北京。

我的书稿《自由与勇气——中国文化的谎言与真相》，已经与新星出版社签订了合同，新星出版社也已经通过该书稿的审查和校阅，但仍被新星出版社的上级集团调阅审查，最终不予放行，合同被撕毁，形同废纸，并且不可能有地方可以申诉。

对于红朝的这种出版状况，我其实最清楚不过。多年来出版社、报社的从业经历，使我对自己的作品通过出版审查不抱过高期望。为了能够在红朝发表点言论，出版点书籍，作者已经谨小慎微，自我审查了若干遍，并且把犯忌的词汇、敏感的篇章小心翼翼地“阉割”干净，但总还是想保持点个性与独创性。而正是这点残存的个性、独创性甚至血性惹下祸端，就像每年前清宫廷里的太监一样，必须定期把自己阉割下的阳物风干保存好，随时交与宫廷总管“年检”——有血性和个性的作家，在极权专制社会就如同没有“阉割”彻底一般，阳物上交年检不过关，必须回炉重新“阉割”，直至阉人的阴气与歌功颂德的谀辞遍布朝野为止。

这本书有什么犯忌的东西，或者敏感的东西，让朝廷的这些出版检查官如临大敌，非得“谋杀”、“枪毙”了才算安稳呢？这本书除了书名叫《自由与勇气》外，其实是一本文集，而大部分文章都是我在90年代直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已经在大陆中国发表、出版的作品，只有少部分是近年的写作。为什么一个在90年代能通过出版审查的作品，增补结集重新出版竟然审查仍然通不过？除了这些弥漫着自由思绪的文章密集集结在一起的因素，只能说明世界在变，红朝的出版环境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变得更加严酷。

作为一个了解一点点中国历史的人，我的眼前飘过那些读书、买书、印书、卖书、写书致祸的人们的身影。

还记得大清帝国的盛世，一位朝廷官员，得爬到阁楼上去写秘密日记；更聪明的人则片字不留，写他个鸟的日记，留给朝廷查抄，搜出“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煽颠”罪证吗？想把人头悬挂在菜市口的旗杆上看看壮阔的北京城玩玩吗？想自家九族儿童妇孺到宁古塔、尚阳堡集中营、劳改营走一趟玩玩吗？

另外一些人“雪夜关门读禁书”，看的肯定是让人大脑袋或小脑袋不安分的书。为什么要雪夜关门呢？关门，表示私密性，表示寻求安全；雪夜，则交通不便，则黑暗泥泞，则危险与恶魔同在，朝廷的捕快、密探、线人、送水工、清洁工，想必不至于这么敬业，雪夜还得出勤，举报和抓捕有人读禁书吧？

我想起了写作史上的“二王”。红朝的王实味与清朝的王锡侯。王实味是有政治理想的，热血青年投奔延安，看到“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气不打一出来，写点《野百合花》，结果被武夫王胡子的人马“咔嚓”了，听说为了省子弹，还听说红朝太祖惺惺作态要王胡子还一个王实味来，实际上这些“还人来”都是忽悠屁民的屁话，太祖若是不赞赏王胡子的举措，王胡子焉能官运连连？前清的词典作家王锡侯就更苦逼了，他早不再是有志青年，连对联都自书“莫依英气常带侠，须知大智每若愚。”只不过生存所迫，想编个词典《字贯》赚点碎银子生存下去，这就踩着康熙玄烨和乾隆弘历的尾巴了，弘历先生不仅认为王锡侯悖逆狂妄，而且实在是抢了康熙字典的大洗脑生意，这还了得，人头落地吧！

作家B·怀特曾经幽默自嘲地写道：“而今一个作家怀着特别的喜悦写作，因为他知道自己将第一个上断头台。”红朝的21世纪已经天恩普照了，我摸摸项上人头还安然在颈，还能指挥着双手在键盘上奋力敲打，我不“谢主隆恩”，不高呼三声“吾皇万寿”，就太“乱臣贼子”，就太“卖国贼”和“汉奸”了。

但我似乎没有染上西朝鲜的东斯德哥尔摩症。

我的《自由与勇气》成了红朝不予出版的“禁书”，是抬举我这本书，是对我这本书成绩的莫大肯定。

我的爱好也不是写“禁书”。谁不希望自己的著作能够出版，与读者互动交流？哪个作家不希望自己的书籍，摆在书店的书架上被读者翻阅购买？

但无数黑夜甚至雪夜关门写的作品，就这样被红朝的官僚“枪毙”，他们真是太高看我的作品了。联想到连索尔仁尼琴的《红轮》都得送到版署里审查，出版一拖再拖，个别老翻译家活着都见不到自己的译作出版，我的区区《自由与勇气——中国文化的谎言与真相》被扼杀在摇篮中，也只不过红朝禁书之沧海一粟。

各位有兴趣，也不妨看看拙作《自由与勇气——中国文化的谎言与真相》是如何的温和叙事和言说，连这样温和得都不冒泡的作品，这样在90年代都已经部分出版的作品，都不能容下，红朝的无缝化管理，红朝的《1984》和《美丽新世界》的神功不仅已经可喜可贺地炼成，而且应当傲视天下，独步古今，成就一段禁书史上的千古佳话了。

好在，我已经不屑于“雪夜关门写禁书”了，我大致自我完成了“免于恐惧的写作自由”。

现在，至少在人生匆匆的行旅中，我也有那么一段时间，在微风的橡树下自由地翻书，翻翻那些不给人当爹和洗脑的全英文历史著作；在青青草地，在蓝天白云下，自由地写作，自由地吟唱。

2014,8,31 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