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些暧昧的词汇

看这些暧昧的词汇

按    摩

这个词汇本来指的是一个人的手和足对另一个人体的动作。如果现今你在一堆老爷们儿中间提到这个词，许多人可能会开心一笑。有一位颇具哲学思维的文人说：你进按摩房按摩的结果，不是小姐帮你按摩，很可能是你在按摩那小姐。现代人很疲惫，也很无趣。比如洗脚、洗头吧，居然洗到大街上去了。  有一则笑话说：局长老爷在外按摩、洗脚惯了，醉熏熏地回家后，老婆端上一盘洗脚水，局长老爷瞟了老婆一眼，嚷嚷道：“哪来这么一个老的小姐，换个年轻点的来!”这是属于按摩、洗脚闹出毛病的一种人。

关于按摩，报纸上新闻不断。一则新闻说有按摩师傅不懂按摩之道，把人本来好好的脊椎按出毛病来了。在新闻圈混着，你会听见一些娱乐媒体的老总嚷嚷着要给读者搞精神按摩。按摩的手法很简单，多登点俊男美女的故事。享受生活本来也没错，但是这类传媒太多太滥了也似乎有点不对劲。而且不惜胡编乱造，这就不是精神按摩了，而是一种精神诱奸。另一类老总不屑于走精神按摩的路数，闹闹着要呐喊，要搞精神震撼，但是由于不了解老百姓尤其是年轻人的真实欲望，把他们的东西强行塞给读者的大脑，弄成了精神强奸。这也是搞笑的一族。

花园与广场

花园，应该是有花的地方。广场，应该是广阔的场地。但是在而今的商人嘴中，花园里没有花，广场并不宽阔反而狭窄，他们把钢筋水泥的森林称之为花园和广场。这是时代玩概念的一部分。他们知道现代人缺什么，就搞出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来糊弄大脑已经渐趋麻木的市民。所以你看到什么什么花园时，千万不要想象着姹紫嫣红，看到广场时，也不要想象着白鸽在成群地飞起落下。

花园和广场，说到底，就是一个个小鸽子笼组成的钢筋水泥的怪物，而房地产商再一次卖了把概念。智利女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曾经写过一个短篇《两个词儿》，讲一个能卖词汇的女巫，让独裁者吓得发抖。我们的房地产商比女作家要前卫，他们让一般的民众在他们的概念前面发抖，心在发抖，拿钱的手也在发抖。

房    事

如果你是一个刚学中文的老外，你认识房字和事字，你肯定不知道这两个字的准确的涵意。这就是东方智慧，又称为东方专制主义下的含蓄。房事，房事，房中的事多得很，比如看书写作打牌聊天洗澡等等，何以独把夫妻性生活称为房事呢?不知是什么时候起，性在中国成了禁忌，所以文人们把这事称为房事。说来好笑，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推行的是分房制度，那些分不到房的老知识分子“房”事往往很急，而年轻人一提到他们的痛处，他们总是摆摆手，苦笑着说：“莫谈房事，莫谈房事!”

首席执行官

这本是西方企业中的一种职位，全称是chief excutive officer。翻译到中文中，越琢磨官本位的意味就越浓。官者，并非公务员也，乃是专制时代由上司任命下来的一种操纵人民生杀予夺大权的人物。中国古代的官，不仅不是三权分立的一支，而且根本就是三权合一的产物，比如我们看一个古代的县官既管本县的钱粮(他是税务官)，又管本县的民事，还管本县的军事、吏治，最后一个重要的功能是管理本县的刑事案件。再看看officer一词，有没有那么大的能量?office一词是办公室的意思，加一个R权限想必扩张不到哪里去。这也使我想起了官僚主义一词，在英文中的对应是：bureaucracy，再直译过来是局的作派的意思，哪有官和官之僚威风?正如在美国，President可指总统，也可指校长，都用一词。在中文中如果把这等级淡化，威风就减弱多了。所以兄弟我佩服把CEO翻译成首席执行官的高人，此人深谙中国文化，知道官的威力是无穷的，于是什么CFO、CIO等等，公司中也官多如麻，见怪不怪了。

总    监

近来公司中的头衔密密麻麻，反正安一个头衔对外可唬唬人也好。我曾经供职一家媒体，招聘了好些人，后来水?自梁山排座次般地安了好些吓人的头衔。比如美术总监、广告总监、发行总监、创意总监、策划总监。反正像开帽子店一样，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美术总监也就一个人而已，连个兵也没有。这哥们儿架子还大得很，见人爱理不理，一身肥肉，上楼下楼浑身肥肉打颤，整天作大师状。我们部门的一刚毕业的小伙子，像《皇帝的新衣》中的孩子一样，说起来话来也没有顾忌：“什么美术总监，我看美术太监还差不多!”你说这毛孩子气人不?该不该掌嘴?   

传    达

这个词是文明古国的土特产。相信其他国家不会有对应的词汇。传达与传播不同。传播是一种扩散、告知的行为，第一它没有等级性，第二它也没有强制性，你愿意接受它传播也行，不愿意也行。传达不一样，它是一种信息通过权威层层向下传递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尽管信息的全面性在层层递减，但是信息的权威性在层层递增，因为每一级接受的人在感到对上的卑微的同时，感到了对下的优越——因为更下面一层的人的信息来源是靠他而不是别的途径，这本身就说明了传达者的地位。所以你看古代一个大臣，他可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如果一个拖着尖细嗓音的男人手捧一卷黄绢：“奉天承运，皇帝诏日”，站在面前，任凭那大臣平日里多牛哄哄，这会儿也只有双膝打颤的份，这就是古代传达的力量。

“当……家”

汉语中这两个词用得很普遍。一个小孩子，他可以脱口而出：“我要当什么什么家。”比如歌唱家、科学家、作家、企业家。这“家”是一种身份的表示，混到别人称为某某家的地步，一定是有些作为的。比“家”低一档的，是“者”这一层次。牛顿、爱因斯坦称为科学家，一般搞科研的只能称为科学工作者；洛克、孟德斯鸠称为思想家，一般有点新想法、新思维的人只能称为思想者；莎士比亚、卡夫卡称为作家，一般爬格子、敲键盘的只能称为作者；你可以数出许多这种“家”与“者”的区别，如旅行家与旅行者、考古家与考古者等等。至于政治家与政客、美食家与吃客等等，中国大凡初中毕业的人都能分辨出其差别来。然而我要说这正是等级文化在语言中根深蒂固的反映。在讲究平等的文明中，语言也体现其平等性，比如你在英语中就找不到作家与作者的差别，都是writer。一个er在动词后面作后缀，就是练什么活儿的人。这些文化在早期也有许多敬语，说明也有等级观念，但没有像汉语如此普遍的等级观念。

“当”是一个有趣的动词，它也意味着一定的成就感。你让一个中国人用当字造句组词，肯定第一反应是：“当官”。那些家，除政治家外，虽比不上当官的，但是也是社会的精英，当一当想来也是很过瘾的。当作者、当科学工作者、当政客、当吃客，就有些拗口，不如做字顺溜。这官是非得当才显出神气和威风来，因为官大多是任命的，而非通过竞争性的票选出来的，所以不会罗哩罗嗦地说：“被选为官”。一个当字，其在听众心理上造成的热功当量和冲击波也是够厉害的。当字还有一个妙用，就是一旦当了，那就几乎是终身制兼世袭制的，比如当了作家后，尽管已经七老八十，一篇像样的文章都挤不出来，但仍然是作家，当了科学家后，尽管知识观念早落伍陈旧了，但仍然是科学家；当了美食家后，尽管已经老得牙都掉光了，只能80岁老太太喝稀粥了，但美食家的头衔，是打死老太太，老太太也决不愿卸下来的。

无期徒刑

汉语中的这个词，也是我这读了大学中文系、操练了多少年文章的人不能明白的一个词汇。中国人包括我老人家也都知道：一人被判无期徒刑，即是把该人捉拿下狱，直到死也不放了这厮。这厮一定得把牢底坐穿，要想出狱，门都没有，获得自由的希望遥遥无期。如果这么解释一下，这个词从语言学的角度讲也能成立。

但是比较一下另一个词：“有期徒刑”而且有期徒刑多少年，有具体的数目，这个期是刑期的意思，那么无期徒刑简直就把人绕糊涂了。如果有人依次类推，无期徒刑就是没有刑期的徒刑，那怎么办?也就是说，判了无期徒刑的人既然无刑期，那么就一天大狱也可以不蹲了?荒唐!荒唐!没有一个囚徒敢这么大胆子。但是从语义上来讲，这么推理又有什么错呢?好了——如果我们接触世界其他优秀文明多一点点，仅仅动一点小脑筋，就知道人家有一个严格的称呼法：“终身监禁”。这个词就不用我罗哩罗嗦地解释了，你们都知道意味着什么。同样判处多少年监禁，不得保释，也要比多少年徒刑更让人明白。我们看巴拿马的独裁者诺列加被捉到后，被判了几百年的监禁，再怎么减刑，恐怕也得老死狱中，据说西方人相信《圣经》中的说法，人是可以活到上百年的。

关于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我这个文化工作者有一点想法，就是我观察中国的刑法，判罪犯的时候量刑好像只有有期20(或257)年以下和无期、死刑几档，如果过了20年就是终身监禁了，我觉得在这中间应该还有过渡，为什么不能有监禁30年、40年的量刑。比如一个人如果该判30年，因为法律设置没有这一档量刑，一下子跳到终身监禁，而这厮入狱时年纪很轻，比方20岁吧，又很能活，比方活到80吧，这厮就亏了。再比如两个罪犯，都在20岁时入狱，都被判无期徒刑，但一个能活80，一个只能活60，那能活80的就亏大了，因为多监禁了20年。这就使法律的公平工作没有做细。还有大家都知道判了无期的人在狱中表现好可以减刑，一些本该终身监禁的重罪犯，可能因为狱中悔过表现好被减刑，活着能出狱。但假如判他个150年到200年监禁，他再减刑，也没有重获自由的戏。

而且把“徒刑”的提法改为“监禁”的提法，也可以使那些守法公民意识到：公民的自由是最宝贵的。监禁，剥夺一个罪犯的自由，就是社会和司法对该罪犯最严厉的惩罚。

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这个词在上个世纪的出现，是权力阶层和暴民、愚民通力合作的结果。遥想康、梁公车上书的那会儿，他们是决不会自称自己是“知识分子”，人们也十分尊敬地称他们为“举子”或“举人”，那时上层次的文化人可能会自称“士”——“士”至少是一个鼓舞人的自尊的词，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士”要养浩然之气，士可杀不可辱等等，与“士”组合的词有“有识之士'’“仁人志士”等等，都是好听的词汇。后来“士”们的日子就越发难过了，文化人的身价也日渐贬值，大盘跌至最低点的时候，文化人被蔑称为“臭老九”。

“知识分子”这个词即使不是蔑称，也是贬称，肯定不会是尊称。因为你分析这个“分子”就明白了，分子意味着个体，意味着是“一小撮、极少数”，意味着一团散沙，意味着成不了气候。分子这个词用得最狂热的时候，有“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这中间又分类为现行和历史反革命分子)”、“黑五类分子”“落后分子”等等，尽管俗语也有“积极分子”一说，那是民间的通俗说法，上不了台面。

与“分子”在词义上相对的是什么呢?当然是“阶级’、“阶层”了。“分子”是单数，而“阶级”“阶层”是复数。你看在上个世纪中叶称“工人”“农民”“军人”是怎么称呼的?那是“工人兄弟”  “农民兄弟”“子弟兵”，你不可能听见有什么“知识阶级”“知识阶层”以及“知识兄弟”的说法!

我感觉得比较可笑的是，到了21世纪，知识精英们也难免钻这个设了几十年的语言套儿，还自称“知识分子”如何如何，这远不如自称知识阶层、知识人甚至“士”来得有尊严、有力量。

施恩与市恩

专制社会人的选择不多，人与人的沟通困难，更使得文化和风俗强调人与人关系的紧密维系。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帮助别人就成了一种稀缺品。正如现今社会有弱女遇歹徒当众强奸而众老少爷们无一人出头也，也正如现今社会有小女孩被官员汽车逼下河流而无一人下水营救也。

但是“恩”与帮助完全不一样，人与人之间的帮助是平等的，“恩”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赐与，“感恩戴德、千恩万谢、谢主隆恩”这些词汇无不渗透着谦恭与卑微。

古人还有一种说法，叫“市恩”。就是把“恩”当投资一样，一点小小的恩惠洒下来，就像放高利贷的一样，追求的回报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水浒》中的施恩，就是深深了解这点，施了点小恩小惠给正处在困境中的武松，武松不仅不憎恨施恩代表的专制制度，却立马就成了施恩的打手和杀手，去收拾了施恩的仇人蒋门神及其一家。当然建立在善恶道德判断而非自由、生命上的传统文化，一定要把蒋门神设计为恶人，于是不仅他该死，他一家老小也该死。武松在伸张正义时终于走向了他的反面，成了一个杀人凶手——而且连女人也不放过。历史上以暴易暴的故事大多如此。

另一个放恩情高利贷的例子是胡雪岩。老胡是个精明的生意人，当他看到落魄的王有龄是一支潜力股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资助王有龄银子进京，等到王某人谋到了一官半职，胡雪岩坐收红利的时候就到了。

还有一种高明人，也熟知中国人的这种文化性格，于是把“市恩”发挥得淋漓尽致。比如老皇帝为了给新皇帝铺设一个权力通道，故意在死前把有权的大臣罢免或降职，而新皇帝登基后立即将该官员复职，该官员一般来说将会感激不已，对新皇帝效忠。这也是“市恩”的一种。

我十分确信：当受人滴水之恩(不是一种帮助、关爱而是抱着回报的目的)而必须涌泉相报时，这个人在恩人面前是不可能有什么正义、良知、自由的言说的，因为授恩之人早就设计好把别人变成家丁、学生、奴隶了。或者我们换一种说法，为了在艰难困苦时的一点点物质，很有可能需要献上的是青春、生命甚至自由。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缺乏的是自由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