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讲真话

超越讲真话

    幼儿园老师也提倡讲真话，可孩子们讲来讲

去，毕竟是孩子的真话。

    近20年来，一些文坛长老们常常将“讲真

话”挂在嘴边。这其中大约有少散是真诚的，也力

图讲一些“真话”；但更多的只不过是一种标榜罢

了。因为20年里，让我们青年有目共睹的是：他

们仅仅是嘴上说说“讲真话”，文章中写写“讲真

话”，可他们到底讲了些什么“真话”呢?

    这20年来，我们已渐渐不再对文坛长老们抱

任何希望与幻想。无论是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还

是他们的认识层次，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讲什么真

话。对“致命的真话”还可能敬而远之。他们倒是

善于讲些无关痛痒的“真话”。对这样的文坛男前

辈、女前辈，坦率地说，我抱着一种看戏的心情，

看他(她)们笙歌吹打。锣鼓喧天，涂脂抹粉，演些

。老莱子娱亲”的剧目。

    这些男女文坛长老们从生计出发的战略考虑、

卑劣人格，使他们不可能讲什么真话，本文不打算

再探讨。我讲的是他们的认识层面，既不可能讲什

么真话，也不可能做到比“讲真话”更出色。

  两种层欢的“真话”：

  直观的、感性的、低级的——“我今天吃饭

了”、“人是要死的”、“这棵树是绿色的”、

“我喜欢苹果”、“我讨厌寒夜”、“我饿”……

等等。这种讲真话层次太低了，但人类有时连这种

低层次的真话，也不能讲，人类确实太可悲了。比

方说．在一个“残忍的大地上铺满虚假的欢笑，空

气中飘满谎言无耻的绚丽”的时空里，在一个“形

势大好、大好、大大好；皇上万岁、万岁、万万

岁”的古国里．你表达“我饿……”的话是断断不

行的，尽管你形销骨立、形容枯槁，你得说你：

“丰衣足食、红光满面、无比振奋”才行。

    文坛长老们提倡“讲真话”，从善意角度讲，

能达到这一层次已经不错了。

    第二层次是对真理的探寻，由于事物是复杂

的，并不都是“树是绿的”、“糖是甜的”如此简

单判断。连“地球是圆的”、“地球围太阳转”这

些判断，也付出了多少代人的努力和鲜血。

    还有比自然科学的判断更复杂的，那就是社会

问题的价值判断。持不同观点的人都会自认为是在

讲真话，别人在说假话。

    以奥斯维辛、古拉格等事件讲，至少有如下几

种价值判断——

    1．奥斯维辛、古拉格是好的。(掌控奥斯维

辛、古拉格者的真话。)

    2．奥斯维辛、古拉格有好有坏。(与这两者没

有切身利益者)

    3．奥斯维辛、古拉格是坏的。(受害者)

    对于奥斯维辛、古拉格的原因，同样有几种不

同的判断——

    1．奥斯维辛、古拉格是由一小撮坏人、奸臣

所造成的。

    2．奥斯维辛、古拉格是由暴君们所造成的。

    3．奥斯维辛、古拉格是集体疯狂、集体愚昧

的结晶。

    可以说．不同认识、不同利益者出于自己的考

虑、目的，都会选择其中之一。我想问文坛长老

们：希特勒们在干坏事，进行残害人类时，他们何

尝说自己的话是假话?那是真得不得了，绝对真

理，终横真理，唯一真理。

    例如被广为吹嘘的一部长老散文集。对文革罪

行的判断就是“万恶的四人帮”造成了这一切。在

我看来，就不是“真话”。“四人帮”罪恶滔天，

造孽无数是无疑的，但也不是“四个人”或“十个

人”就造成了全部罪恶嘛。当雅斯贝尔斯称“每个

德国人都是有罪的”，也许他们反思纳粹运动就深

刻得多、真实得多，而把所有暴行都推到四个人身

上，就洗去了不少人手上(比如红卫兵)也沾过的鲜

血，因而也无法正确、全面认识文革。

    只有一个幼稚的民族、迟滞的思维空间里，才

会喋喋于“讲真话”。不仅因为古久先生几千年的

陈年流水簿子上的“吃人”已被偷梁换柱，置换为

“文明”、“国粹”，而且由于从来没有一种鼓励

讲真话的机制。

    我们理解文明古国的事物，得从另一角度去考

虑。说要“禁止什么”，就是什么“禁而不止”．

说要“提倡什么”，就是什么“提而不倡”；说要

  “落实什么”，一定是什么“落而不实”；说要抓

紧什么，一定是什么“抓而不紧”。一个已经在讲

真话的民族、国度，用不着文人们大喊“要讲真

话”，因为文人们在讲真话；只有一个不讲真话、

爱讲假话的民族、国度，文人们不讲真话，而在叫

嚷“要讲真话”。

    “讲真话”的提出，还基于天真的理性主义判

断：真话只要去讲，而不需去发现、探索。真话能

被少数知识天才、全才掌握。“讲真话”的人讲的

就是真话，别人讲的是假话。从谁主宰权力就主宰

真假的鉴别，进化到谁学问大，就主宰真假的鉴

别。

    而批判理性主义认为：知识不是固定的。可以

交流，可以扩展，但不可能完全集中于个别人或个

别机构手中，不能被个别人所完全掌握。承认无知

的不可避免性。承认可错性。主张宽容。(霍伊(自

由主义政治哲学)三联版)

    所以在“讲真话”近20年后，我的意见是：

    仅仅“讲真话”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讲

话”，大家都有机会讲话，而不至于讲了什么话后

提心吊胆。能讲话比讲真话更重要的(这种讲话当

然不是茶余饭后的家庭闲话、砍山、聊天，而是一

种不受国界、种族限制的通过任何传媒表达自己观

点的自由。)。    同时，应该再次重温约翰·穆勒的名言：不仅

应允许正确的意见存在，也应允许错误的意见存

在。

    真话决不是能“讲出来”的，  “真话”是必须

千寻万索，艰难发现的。

    真话也不是上嘴皮搭下嘴皮那般轻松的。真话

有时是要用鲜血染红的，以生命去书写的。

    中国的文坛长老们，或许在20年前，你们刚

提出此一观念时，确有震聋发聩之功；而回首20

年来的旅途，你们中的有些人，太令我们青年人为

你们感到羞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