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是最好的稳定
无论是农业社会还是工商社会，无论是专制
社会还是民主社会，无论是开放社会还是封闭社
会，稍具理性和良知的头脑会赞同稳定。除了变
态者、自大狂、施虐狂、被迫害狂，不会有人嚎啕
着：“天下不能大治，就大哭求天下大乱”或者希望
“从大乱中求大治”——这一类农业专制社会的单
向思维，不能逃脱不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极端，是
典型的乌托邦主义和极权唯美主义者的思维力
式，他们不相信社会还会有许多中间状态、混合状
态——乱中有治、治中有乱。然而不幸的是，越是
农业专制，越是封闭，渴望以改朝换代、打江山后
永保江山者越多，而不是把江山视作全体国民契
约的产物，权力是公共财产。
从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出发，我们会发现对
稳定的阐释、寻求稳定的途径、达到的稳定效果也
大不相同。以暴易暴、改朝换代者会认定：彼可取
而代之，天下唯有德者者居之——弄到最后，实际
上也是德将不德，明里道貌岸然，满嘴冠冕堂皇的
说教，背里荒淫腐败，无恶不作，搞得天下唯有武者居之。在山
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权力执掌者、既得利益者会拼命叫喊稳
定，这种稳定实际上是寻求个人权力和利益的稳定，只要龙袍、
御玺不丢，不管民众如何怨愤，天下即告稳定。而权力契约论者
则会认为：人民为了防止混乱，授权政府来管理，与政府签订的
是一个有期限、可变更的契约，当管理者没有管理好，或者合约
已经到期时，人民有权重新寻找合作者，重新签约，重新授权。
现代开放社会中几年一次的竞选，可以看作是人民与政府的重
新缔约过程。这就好比国家是一个股份公司，人民是股东，是老
板，政府和公务员只是职业经理人或管理层，如果人民这些股东
觉得经理人经营得不好、管理不善，人民有权召集股东大会，重
新选择董事会和董事长、总经理。现代开放社会的稳定，建立在
契约和互惠原则上的，有秩序地授权，有秩序地使用这些被授予
的权力，然后有秩序地更迭经理人，这就是稳定。
在开放社会，由于表达的自由，人民与政府尽管有矛盾，但
会通过选举得到化解。我们也能经常看到各种抗议甚至上街游
行示威，但既不妨碍交通，也不影响生活，更不会影响工商业，何
况有了充分的民意表达途径，不一定得上街才能解决矛盾．这些
途径包括自由的传媒、对议员们施加的影响乃至几年一次的换
届大选——从议员和最高权力者都得真正接受考验。所以我们
看到美国有人在焚烧国旗，有人在抗议北约轰炸，国会有人弹劾
审判总统，总统也有辩护律师在审判中为总统辩护，这些并没有
影响到美国的稳定。相反，政治生活的活跃、透明、公开，是这个
国家还年轻、还具有活力的明证。在这种种“乱像”的背后，是真
正的秩序和良性的游戏规则，是人民与政府间的一种契约——
政府与人民既不是仇敌，也不是浑然一体、鱼水关系，而是一种
合作关系，有合作也有矛盾。人民是永远的股东，永远不放弃随时
重新选择董事会和经理人权力，也永远警惕着股东大权旁落、
董事会和经理人瞒上欺下、贪污腐化的可能——甚至是把人民
永远开除出股东行列，董事会就把财产窃据下来。
同样的例子还有意大利。意大利的政局在秦始皇和一切大
家长们看来，是最不稳定的了。战后短短的40几年，换了50个
左右的总理，真是走马灯一样的轮转，他们的总统与总理也有因
贪污而受到司法起诉的，还有往大牢里蹲的，按说这个国家该乱
成一锅粥了吧?恰恰他们是乱中有治，因为有了好的游戏规则，
游戏一方(即契约中的经理人方)再怎么换，股东利益不会受损，
他们的菲亚特车照样出口，他们的足球队照样三夺世界杯。
回头看看那些曾经在一夫独大、一帮独大的国家，可能民众
在高压下能稳定一时，但乱是无法避免的。比如印尼，曾经被苏
哈托铁腕统治了三十年，一旦乱起来，真是让人类社会耻辱，居
然搞起纳粹们的种族清洗的事来，对印尼的华人烧杀淫掠，整个
民族在国际社会上丢尽了脸。
说句年轻人才会说的激愤之话：木乃伊和千年僵尸是最稳
定的，因为它封闭在坟墓里，没有一切开放和变革的可能。
开放会带来一些喧哗与骚动，但开放和变革中的稳定才是
真正的稳定。这就好比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被关在深闺中，从
不接触男人，也未见得贞洁到哪里去，也未见得能保住贞洁，让
她到大街上走走，到外面的世界里看看，然后才可谈贞洁一事。
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年了，并且还有一些重要的改革要在
人民的推动下才可能真正得以进行。开放也已进行了二十年
了，我们看到了很多成绩和实效，但是我们更感到全面开放的急
迫和必要。开放可能会带来一些振荡和阵痛，然而它是国家蒡
荣稳定和长治久安的良策。我们要寻求稳定，合理公正的稳定
变革中的稳定，稳定中的变革，而开放就是最好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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